「一帶一路」與香港優勢

梁愛詩  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一帶一路」不僅是以經濟戰略為構想，其範疇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人文等多個方面；它不僅是中國的國策，也是中國對新型國際關係的貢獻；它不僅是為應對中國經濟快速轉型的需要，亦激發了沿線國家的發展動力。

它是創新的構思，但是源出歷史，跨越時空，融通今古。「一帶一路」是一種時代精神，是一個美好的願景，是天下大同理想的實現。「一帶一路」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構思。大家記得2006年中央電視台攝製過一套片集，當時是首播的，它叫做《大國崛起》，審視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及美國等九個國家的崛起，當時引起討論中國以後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所謂的中華民國偉大復興究竟是什麼？

一個大國不是僅僅以她有多少條航空母艦或導彈來決定。環觀歷史上的盛衰興亡，我們看到光靠這些成績是不足以讓一個國家長久地享有繁盛，人民真正能夠幸福生活。真正的大國，其文化需要被嚮往，包括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民素質要令人佩服，能夠成為其他國家的楷模。

以盛唐為例，不只唐朝當時國家生產總值（GDP）佔全球57%，其法制是《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被日本、朝鮮作為律法的立本，當時堪稱為「大國」。唐代文化對全球文化也有很大的貢獻，以前我聽過王敏剛說「從絲綢之路看中國文化」，我覺得很感動。

2011年3月17日，國家公布了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講明國家對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她認識到把握國內外情勢對新起點的重要性，訂立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策略，推進法制建設，加強反腐倡廉的決心，並且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的意願。

2013年9月及10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及印尼國會的演講，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接着在亞信峰會、中亞合作論壇、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近日舉行的G20峰會，以及APEC 2015會議，他都大力推動，可見「一帶一路」的構思是相當成熟的。

「一帶一路」的背景
中國為什麼要推出「一帶一路」呢？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最初引入外資、技術及人才，從「三來一補」到「三資企業」，的確為當時落後的工業帶來很多生機，漸漸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外資利用我們的廉價勞工，從出口賺大錢，嚴格進口中國的資源，還經常埋怨我們造成空氣污染及貿易逆差。世界經濟不穩定尤其是遇上金融風暴，訂單不來我們的工廠就要關門了，單靠拉動內需是不足以支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必須深化改革，創新優化，開拓服務業，提升效率，才能夠達到2020年取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為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的藍圖，強調開放型的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建設創新型國家，推進民主法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等等，這些完全符合大國崛起的輪廓。

「一帶一路」正好配合建設開放型經濟體系，以開放促進改革，以改革促進發展，以發展促進轉型。因此，我國實施更主動的開放戰略，結合對內、對外的開放，主動加入大自貿區、小自貿區。在「走出去」方面，對外投資以貿易帶動，與對外援助配合。在進口策略上，縮逆差、放關稅、帶消費、羸人心。而一帶一路更是實施這些策略的戰車。

「一帶一路」的兩翼，「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估計沿線經過66個國家，總人口大約44億，佔全球人口63%；經濟總量為21萬億美元，佔全球約29%；貨物及貿易出口佔全球23.9%。因此，其發展潛力比亞太區已經成熟的經濟體系機會更大。 

中國從被動走向主動

現時世界已存有不同的經濟合作架構，國際及區域性金融治理和合作，還有雙邊投資協定、政府採購協定、環境產品清單、信息產品協議及知識產權協議。「一帶一路」和這些有何不同呢？

我國在過往區域合作上某程度是被動的，加入這些協議要經過漫長和艱辛的談判過程，好像加入世貿（WTO）；又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TTIP），中國受到美日聯手制衡，令其進退兩難；IMF的改革拖拖拉拉，都不能到位。

「一帶一路」讓中國從被動走向主動。第一，中國在亞太區的戰略是從易到難，從簡單到複雜，循序漸進。例如自貿區的協定從中韓到中日韓，從東盟加三到東盟加六。「一帶一路」的好處是沒有預設的規章，只要雙方同意就可以了，毋須多方面的協調。

第二，「一帶一路」的理念是開放包容的，合作發展，互利互贏，共同繁榮。它的合作空間是開放包容的，不設門檻，不排他。其合作領域也是開放包容的，政策溝通、道路溝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即五聯通；其合作方式也是開放包容的，同時接受機制性及非機制性合作，例如中西醫療效高的結合。

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合作的領域是多元化的，包括基建、金融、服務、能源、環保、航運、物流、科技等等，而絲路基金、亞投行、TPP、國際金融機構和開發性的金融基金，可為這些國家按需要提供它們缺乏的資金和技能。這些活動不只為這些國家帶來發展和機遇，對中國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帶動經濟發展外，政府的功能必須轉變，現時的管理體制必須改革來配合開放，由注重事先審批轉為事後監督，擴大服務行業開放，改革外商投資准入的管理體制，逐步實行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進行金融制度及海關監管制度的創新，提供貿易及投資便利化的程度，因此，因開發促進改革，以改革促進發展，以發展解決工業迅速發展後轉換期的需要，對我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從國際情勢而言，經濟全球化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產業結構進入深度調整期。中國崛起令西方主流媒體抱有疑慮、擔憂，甚至戒備和敵意，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重返亞洲和中國參加構建國際新秩序形成激烈的對衝。因此，中國在外交上除了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必須提出新思維。「絲路精神」提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新模式──開放、包容、合作、共贏，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打造命運共同體，讓區際的國家和人民共同享有和平發展，進一步實現中國崛起的夢想。

結合「一國兩制」與香港法律優勢

有人懷疑，「一帶一路」是否只是空洞的理想。據商務部報道，2015年上半年大陸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攬工程項目1401個，新簽合約額375.5億美元，主要涉及電力、通訊、房屋建築、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設等工程領域。亞投行（AIIB）的成立，獲歐洲最大的十個經濟體的支持。11月15日G20領導人峰會期間，中國與土耳其簽署了備忘錄，由中國敦煌網承擔中土跨境電商平台的建設。11月16日，中國中核集團拿下阿根廷60億美元合約，興建第四座核電廠。因此，「一帶一路」是可實現的夢。 

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少的優點，它既與國家一體，又實行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它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包括人民幣離岸中心）、國際投資貿易中心、物流與航運中心和專業服務中心。尤其香港是中西方文化橋樑，亦有培育創意產業的新優勢（例如電影業）。 三句不離本行，就法律服務而言，我認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機遇，我們可憑藉香港法律的優勢，協助和促成國家和國際社會實現這一宏大的合作目標。

一、 香港法律作為適用法 香港法律體系比較完備、廣為國際社會認可，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法律就是「一國兩制」的體現，它不僅具備包括英國、美國、澳洲、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普通法系的形式和內涵。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跨國合同，包括國內企業與他國企業簽署的合同，都選擇香港法作為他們合同的適用法，因為許多國家熟悉普通法，但不懂中國法律，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各國商界對香港法律的信任和肯定。 香港法律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要合同雙方選擇，就可以將香港法律約定為合同的適用法，同時也可以選擇香港法院或其他香港爭端解決機構處理合同糾紛。國家在「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大量合同，無論是項目合同還是融資合同。我們可以爭取香港法成為合同的適用法，爭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機構成為合同糾紛解決地，與國內和他國同行一道，貢獻我們香港律師的智慧和努力。 二、香港律師中西法律相容 香港律師不僅僅對香港法律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中西法律體系和合同條款都不陌生。多年與各國律師打交道，我們對各類合同的行文、細節的把控、權利義務的拿捏、條款的措辭等，都相當嫺熟，況且自70年代以來，香港的法律服務已對外開放，世界各國的律師多在香港設有分行，客戶隨時取得外國法律諮詢。他們也藉香港踏入內地市場。 香港律師不僅對普通法系國家比較了解，對大陸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對伊斯蘭國家的法律體系和融資方式，也漸漸有認識。香港政府控股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就成功發行了伊斯蘭債券。 此外，香港律師還有雙語的便利，為中外交流、法律條文理解、交易談判，提供了方便。實際上，香港律師能夠提供的、與此相關的一個更大便利，是他們對中西文化的深層次的理解，這也是他們有能力對合同雙方不同要求作出精準分析的基礎，並與中國客戶分享，協助他們作出準確的判斷。 三、香港律師熟悉中西商道 香港地域雖小，但歷年來一直被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非常具有競爭力。多年來，香港律師在與各國商界交往過程中，大量接觸到各地商人，知道他的關切、喜好、擔心、困難、誤解和糾結，而這類情緒和判斷在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尤為突出。香港律師是非常合格的中介，他們的參與可以避免雙方誤解、增進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雙方的談判。 「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所涉及國家、民族和地區，是各種各樣的，他們之間不只文化有異、語言不同、習性相遠，而且還涉及不同信仰和民族敏感問題。比如「一帶一路」涵蓋的國家和地區，既涉及中華文化，也涉及其他文化。香港多年來習慣與不同民族相處，彼此包容，也習慣與各文化團體打交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香港律師在不同文化族群融資、商貿、交往方面，誠信、善於理解的特性，取得廣泛好評，是居中協調、取信各方的良好人選。 香港在人民幣金融產品長足發展，涉及投資基金、保險、期貨、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股票、衍生產品等等，香港又是亞洲首選的資產和財富管理中心，還有作為國家南大門的商貿中心、航空航運物流中心，輔之以高端專業的服務行業和比較健全的法律體系，為國家「一帶一路」和「走出去」大戰略搭建了一個易於使用的平台。  四、香港國際法律糾紛解決機制健全公正 香港法律體系比較完備，不僅在於它有法可依，還在於香港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法律執行體系，包括法院、仲裁庭、調解機構，而且其程序規則齊全，案件處置嚴謹、按章辦事，完全與國際慣例接軌。「一國兩制」、法律公正、社會公義、司法獨立、政府清廉，加之法律體制的相容性和廣泛的法律人才，在香港為國家「一帶一路」和「走出去」大戰略，構建了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法律糾紛解決中心，這一點已博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 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擁有國際知名、不同國籍的仲裁員。在法律糾紛解決機制上，香港不但有信得過的法院體系，還有國際認可的調解程序，以便各國商界有效、合理地解決他們的合同糾紛。實際上，各路商戶已經愈來愈多地、也愈來愈願意把他們之間的合同糾紛，交由香港法院、仲裁庭、調解機構解決。最近，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國際仲裁學院便評定香港為倫敦、巴黎後的第三個國際仲裁中心，這是很好的聲譽。  國家根據「一帶一路」和「走出去」大戰略的需要，亦可參考前海法院和杜拜國際服務中心DIFC法庭的經驗，在香港建立一個專門服務「一帶一路」的法律糾紛處理中心。我很高興看到在香港和外地不同場合，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和其他官員都推薦香港作為解決糾紛的中心。我相信，類似這種構思也可以用於其他行業。 如果從個人的得益來看，「一帶一路」恐怕不會為你馬上帶來什麼好處，也不要期望政府為你設計能如何利用它的構思，只有業界自己才最能知道如何利用這個構思。首先，我認為各行業須提出建議，提請政府納入《施政報告》，並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議納入「十三五」規劃，然後由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貿發局和業界推動、倡議和宣傳，像CEPA一樣。機會不會找你，你要去尋找機會。 香港和許多其他地區一樣，經過一個長期迅速發展後，已進入一個發展較緩慢的階段，對區際的競爭有難以抵禦的感覺。加以近年社會政治化，內耗浪費了不少精力，做事缺乏激情，前海深港服務業合作區計劃便沒有好好利用。我希望香港人看「一帶一路」，不要只看它目前的經濟收益，而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出發，投入大時代的精神，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那麼「一帶一路」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值得我們投入的使命，為國家達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為香港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為夥伴國改善經濟和消除貧窮，為世界和平和人民幸福作出貢獻。 本文為作者於2015年11月19日出席香江論壇的演講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