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霖：社企發揮正能量 為香港創出路

什麼原因催生社企？前景如何？

社企的興起，我認為是源於社會兩方面的轉變。第一是政府的理財政策。政府在制定資源分配時，一般希望福利提供者採用更簡易及創新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從而降低公共財政的開支。這方面的要求，催使更多團體興辦社企。

第二是商業的改變。因為地球資源有限，現今消費主義已難以支撐資本主義無止境的消耗。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新一代有許多基本物質已經得到保障。他們不怕捱餓、不怕失業、不怕無屋住；所以他們趨向追求人生的意義，尊重價值觀, 公義等。對於商業產品，他們重視關注生產的公司是否對公眾有貢獻，是否環保等。

由於這種轉變，現時商界普遍開始將人性化、社會價值等元素加入自己的商業模式之中,稱是「社會商業」。比較以往只是解決人類生活需求的目的，現在則加入尋求社會變得更美好的元素，這樣的「社會商業」，連同其他非牟利團體等，都可說是社會企業。

近年，社會企業已成為全世界的趨勢。美國、歐洲、日本，許多落後國家等正在興起這個概念，不久將來會到處普及。然而,目前我在香港就看不到這個趨勢。政府只是經常說要更具效率的提供福利，要省錢。香港的社企因而缺乏適當的支援。

香港推行社企創新，有可能嗎？

我認為政府必須了解，第一，社企說 是運動也好，革新也好,它的發展對香港的未來意味什麼？會否因為這些工作而能使到更多年輕人有更多出路呢？因為現時的問題是，香港有太多偏向家長模式的事情，例如現時的青年事務，我們採行的精英主義，其實 是用一個模式, 複製未來的青年領袖出來，但問題是現在的青年人並不接受這一套。他們須要更加多空間, 而 我認為整個社企運動其實是給了青年更多空間。

配合社企發展，我們需要研究如何藉著社會創新來進行革新，如何將更多民生的需求，比如養老的需求、關顧需求、環保需求等變成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不是一個公共開支的壓力。

是動力還是壓力,視乎政府是怎樣定位。例如養老，在很多國家都視為是一個創造經濟增長的機會，所以將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例如日本以通產相來帶領這個項目，養老服務涉及經濟、民政、醫療三大範疇，由一個極高層次的官員負貴。日本之外,中國和美國都如是，而歐洲各國也是經常由一個內閣大臣來統籌領導安老的項目。

然而，香港的安老服務卻是在勞福局轄下；而勞福局是做什麼的呢？是花錢做福利的，它轄下有一個安老事務委員會只是諮詢性的，沒有決策權和財政預算。由此看到,這項服務在香港是擺錯了位置，政府有必要改變架構以適應創意、創新的需求。

我覺得無論政府扮演什麼角色，接受支持與否，社企都會迅速發展。我認為如果政府希望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必須對這個事業有更清晰的定位和政策配合。

 

香港應推出怎樣的青年政策，以減輕未來的社福壓力？

現時香港年輕人有一個特點，就是越有能力的領袖型青年，越是追求人生的意義。他們不會滿足於富二代形式的生活，他們存在於不同界別，往往會影響他們身邊的群體。

事實上,香港精英制度製造了少量的成功者，卻產生大量的失敗者。舉例說，外國的清潔工、水喉匠等，很多時賺錢會比大學畢業生多。而香港的大學畢業生， 無論能力強不強，工資都較清潔工人等高出很多。在外國, 白天可以是一個清潔工、水喉匠，下班後可以揺身變為藝術家、話劇家、體育健將等，有許多機會施展才華。在他們來說，人生是多方面的，而香港則只存在一大班失敗者。

對於這些青年，例如在「佔中」事件中，突然找到認同感, 就是：我們要民主。儘管民主是什麼他們都未能搞清楚。他們只是突然間覺得很英勇,碰到很多志同道合者，然後互相鼓動。所以他們很開心，認為是重新找到自己，也相信「佔中」是正確的。雖然他們有這膚淺一面，但亦不能忽視他們稩極的一面。所以我 認為有須要從根本去檢討現時的社會狀況，需要有效施政，增強社會的多元化，令不同的人有不同出路。

在現時香港管治困難之下，社企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在日本，年青人入行做護老工作，收入會很好。但現時香港護老工作卻是低三下四的工作。年青人寧願做洗碗，掃地等都不願投身護老院的工作。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工作環境自然會有年青人入行。

日本在過去十年,起碼有50萬年青人入行做護老工作。在當地，護老是一個尊貴的職業；然而香港政府沒有這個概念，只是做了許多文件架構,訂明每個養老院要怎樣，每個職位多少工資等，但實際是多少,資助多少就付之空白，只是要求市場自己決定，不足以解決問題。

我認為, 現時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一個全盤的社會規劃。英國人撤出之後，香港由我們掌舵，但是我們的政務官一直以來只是執行者，現時沒得跟從英國人的經驗，因而很多時變得根本沒有全盤計劃。

現時採行的精英諮詢制度也是導致很多壞事的原因。我們所有諮詢會都是由商界、學術界，及其他不同界別的人士出任，開會時每人發表一些意見，然後就散會。意見紛紜，沒有深入的討論，是不可能達成政策的；同時由於政策官員大多並非專家, 流於閉門造車, 努力操控，結果就變成一塌糊塗。

我認為在政府缺乏清晰規劃下, 社企可以發揮特有的角色,提供補救之道，就是自發試行不同的服務方法, 而政府則需要緊貼情況，一旦知道某個方法可行就要迅速提供資源，將項目正式定位推行。

香港需要更多正能量，社企相對於其他組織，我們正是充滿正能量。我們講行動，稹極面對每一個問題,同時試行自己尋求解決方案。我們不會無的放矢批評政府，這意味我們視香港是我們的；我們深信破壞或打擊政府，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所以我們會傾向努力求諸自己，積極為社會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