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位：這個社會缺少了甚麼？

05/10/2016 - 08:00

撰文：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

曾參加一個為香港中學生舉辦的“創新科技”研討會。演講結束前，我問了一個問題：是否有人知道林百里和李開復是誰、是做甚麼的？在場學生面露茫然，無人答得上來。

林百里與李開復

儘管林百里和李開復兩人都是IT行業叱咤風雲的人物，然而絕大多數的香港人不曾聽過他們的名字。其實這兩個問題的回應是香港人的普遍認知，表示我們的教育的確有大問題。

林百里是全世界最大筆記型電腦製造廠商廣達的創辦人，在香港調景嶺困乏的環境下長大。18歲負笈異域，就讀台灣大學。畢業後與朋友創業，建立起筆記型電腦王國，至今仍說着帶有香港口音的國語。說句香港人感興趣的題外話，他位居福布斯（Forbes）全球前500名富豪；以香港的標準來看，可是富甲一方的工商鉅子。

李開復是中文網絡創新的先驅，華人圈中具有偶像光環的明星。他又是熱心教育的創業者，2009年放棄高薪優職，創辦“創新工場”，扶持和鼓勵中國的年輕人創新、創業。2013年11月12日邀請李開復演講，絕大多數來自香港以外的聽講者裏裏外外、水泄不通地擠滿了兩個演講廳。演講後，熱情的聽眾層層圍住李開復，久久不散。如此情景，在香港實屬少見。

在資訊爆炸的社會，電腦、互聯網、雲端計算已成為高教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這兩位與之緊密相關的行內猛人，香港人卻鮮有所聞，令人產生疑問，我們的社會缺少了甚麼。

高錕與崔琦

香港人對科技興趣淡漠，有跡可尋。曾有兩位港人先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一位是高錕，因曾任中文大學校長，從而知道的人稍多。另一位是專攻低溫物理實驗的崔琦，1951年12歲時隻身來到香港，讀完中學後赴美留學。高錕於1992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獎。此外，高錕以工程學科的專業得諾貝爾物理獎也屬少見。崔琦也在1992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獎。

高錕和崔琦是香港的光榮，但是他們在香港以外的華人社會知名度反而比在香港高出許多。看到這種現象，令人懷疑香港社會為甚麼如此與眾不同？當代科技與文化皆發達的新貴韓國，日夜夢寐以求出個諾貝爾獎得主，香港居然不懂得愛惜羽毛的道理。

高錕和崔琦是香港的光榮，但是他們在香港以外的華人社會知名度反而比在香港高出許多。
圖為高錕 (圖片來源：高錕慈善基金)

與香港有淵源的頂尖華人科學家，除高錕、崔琦外，還有張立綱、王佑曾、卓以和、丘成桐等多人。不妨進一步自問：這許多與香港有緣的科技千里馬，何以未得伯樂賞識而一展長才、縱情馳騁呢？何以他們近代的科研只容發揚光大於西方、只能優先根植於西方的科技工業呢？

驕傲與遺憾

華人的資質固然可以媲美世人，但可惜的是，優質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研，尚未在兩岸生根。以諾貝爾物理獎與化學獎獲獎的華人為例，半數以上都在西方大學就讀本科。此外，除了李遠哲在新竹清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外，他們的研究生涯，包括博士學位，皆在西方取得。研究成果也全成於西方。

港人將本求利，講究以小本博大利。風氣所及，當今的本地尖子學生，鍾情金融財貿，以為獲利較高較快。此非年輕學子之過，亦非青年學子之福，實乃上焉者作風保守，未能了解高科技在現代世界中扮演的角色。

高錕於1966年發明光纖通訊，如今光纖足跡遍佈全球及太空。然而自1970年始，政府未能及時給予扶持。當初，港府若能投資千萬港元，將他的發明轉化為科技產品及相關服務，則香港有很大機會成為世界通訊之都，40年來必然獲利逾兆億。再進一步，當年若以光纖科技引領，發展通訊軟硬件及周邊技術，如醫療器材、能源、運輸等產業，則何須遲至今日還處在思考發展創新科技等優勢產業的階段？

科技是高生產力的基石，高生產力帶來高利潤、高福利、高附加價值。高錕在中文大學創建電子學系固然是項成就，但可惜大才小用，此後未能有更大作為。其時新加坡方立國數年，科技尚未起步；台灣的新竹科學園也遲至10年後才建立；韓國科技正作初期探討；日本也才開始推出高品質汽車及半導體產業，而今以上各地的科技發展都遠遠走在香港的前頭。

反思

說到科技成果，眾人往往只見產品謀利，未必了解科技發展對推動社會福利的效果。眾所周知，當前香港社會貧富差距甚大，金融、房地產業雖稱繁榮，鮮能直接造福大眾，而貧富分化，微弱的中產階級早成社會失衡的莫大顯憂（非隱憂）。發展科技，正好可以彌補產業結構單一的缺失，有助改善社會生態，造福眾生。以台灣為例，其高科技蓬勃發展，曾經帶動其他產業升級，催生出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