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能否成為另一個矽谷？

撰文: 水志偉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陳穎茵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矽谷（Silicon Valley）是鼎鼎有名的世界科技聖地，但大家又是否知道矽谷的歷史由來？1925年，Federick Terman教授在史丹福畢業之後返校任教，在教學過程中，Terman教授漸漸發現，學生在史丹福接受過電子電機工程教育後，往往需要去到東岸才能找到相關工作。因此，1930年代， Terman教授開始鼓勵史丹福教員和畢業生在當地開設自己的公司，並在校區範圍內建立了佔地660英畝的史丹福工業園區（現稱史丹福研究園區），供電子及其他高科技公司長期租用。Hewlett-Packard和Varian Brothers就是這個園區最早的表表者。這便是矽谷誕生的第一步。

而矽谷的進一步發展亦與史丹福有關。William Bradford Sholckley Jr.是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者，他於1955年成立一家致力於商業化半導體技術的公司，後來因內部不合，其中八名主要員工從這家公司離職，被稱為“八叛逆”（Traitorous Eight）事件。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開啟了這一時期初創企業大量出現的大幕。其中，著名的Intel公司就是由“八叛逆”中的兩位所成立的。有趣的是，這八位“叛逆者”也同樣來自史丹福。可以說，從萌芽到擴張再到不斷壯大，史丹福大學在矽谷的形成過程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同史丹福是矽谷誕生過程的關鍵，學術機構特別是頂級大學無疑是科技發展的核心影響因素，這也是香港與矽谷最大的共同點：優秀大學林立。在最新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有四所大學位列前50，五所大學位列前100。放眼全球各大城市，香港頂級大學密度世界排名第一。那麼香港又應如何借鑒矽谷的經驗，更好地發揮現有優勢？

我們不難發現，史丹福大學大量的應用研究是研究結果商品化的前提。香港已經有了頂尖的學府，無奈應用研究開展不足。因此，香港政府應投入更多資金資助應用研究。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科研項目，以推動軍工技術的發展。其中，大量資金被投入到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所在的矽谷及麻省理工、哈佛所在的麻薩諸塞州128號公路。這一投資及後正正培育了大批優秀的企業，比如矽谷的Exrox PARC，麻薩諸塞州的Honeywell，Raytheon等。時至今日，美國還設有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項目，用於鼓勵中小型企業積極參與到中下游創新研究和研究成果商業化。現時的香港雖不像當年的美國有軍事工業基礎，但香港在生物科技等領域的發展令人矚目，比如，香港的無創產檢技術歷經十四年應用至臨床階段，造福世界各地的孕婦。有如此優良的科研基礎，香港政府更應考慮投放更多資金到大學等研究機構，鞏固和拓展現有優勢，使香港有足夠的應用研究用於商品化。

其次，香港政府應在法律方面為科技發展提供更多支持。矽谷所在的加利福利亞州是當時美國唯一允許僱員自由流動的州。加州早在1872年就立法允許僱員在任何時刻離職，即便是立刻跳槽到同業公司或是自己成立公司都不受到限制，這也是矽谷作為世界科技中心可以持續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科技發展的另一核心正是人才的投入，除了資金，香港也需設立吸引人才的措施。

矽谷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枝葉繁茂，而香港早已有了當年矽谷最重要的根基——大學。若是善加借鑒已有經驗，解決現有痛點，香港應該有機會成長為一棵新的科技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