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大學技術轉移 促進香港創科發展
優化大學技術轉移 促進香港創科發展
撰文：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主席 黃錦輝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接近一年，世界各地開始適應疫情中所產生的「新常態」，各地社會中現有生活模式漸漸出現全新想像及體驗，例如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視像會議（Video Conference, VC）等活動對上班一族來說已習以為常。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傳統行業如零售業、旅遊業及航空運輸業更是首當其衝；與此同時，卻激活了科技的創新及應用，促進全球「新經濟」的發展。經此一「疫」，筆者相信各國政府紛紛將會增加研發（R&D）資源，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加速自身的經濟轉型。香港也不應例外，政府應作多方面改革，促進本地大學的技術轉移發展，使其科研成果成造福社會的商品。
基礎研究世界級 積極發掘寶藏
創科發展與大學的研究不可分割。不少影響世界的顛覆性技術及科技公司，例如能挽救生命的青霉素、牛津大學正研製的新冠肺炎疫苗，甚至著名的香港科技公司商湯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和大疆創新等，均由大學的基礎研究衍生，再成為舉世知名的企業。
香港多間大學排名首屈一指，在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S）的2021年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有5間大學名列頭100名以內，反映香港的的基礎研究能力達世界級。為促進香港本地大學所作的研究技術有效地轉化為具價值的應用，筆者認為政府應大力支持大學推行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並針對性地為發明技術的知識產權之擁有權誰屬，以及研究員（包括教授）校外執業安排等關鍵問題，拆牆鬆綁。
（1）優化大學知識產權政策
本港大學的確有不少科研寶藏，但過往十多年大學在技術轉化上成效不彰。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所屬，是問題的癥結。
一般而言，大學教授發明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及之後的專利均歸屬大學（直接或間接透過其子公司）所擁有。然而，做生意並非大學的使命及專長，往往未能把握商機，把發明科技適時地轉移至工商業界。這問題源於5所活躍科研的香港本地大學都是政府所資助。作為公帑資助機構，出售科技必須獲得不同持份者（如政府、校董、校友等）的共識，目的是為增加技術轉移過程的透明度，確保交易公平、公正地進行，杜絕大學「賤賣資產」之嫌。另外同樣重要的是要向公眾交代，避免外界質疑大學「與民爭利」。
然而，做生意「時間便是金錢」是營商的金科玉律，所以大學技術轉移必須分秒必爭。可是在大學諸多考慮和限制之下，技術轉移程序需時頗長，領發知識產權又遲遲未能出街，大大影響大學的議價能力。事實上，大學過往曾經多次因為未能成功尋求科研成果的買家或投資者，導致不少具價值的技術發明無法由上游轉化成為中下游的商品，甚為可惜。
要緩和該問題，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技術轉移報告，建議本地大學仿效海外大學的做法，在知識產權授權許可的政策上，為各持份者提供更大彈性，讓他們能各展所長。具體而言，不專長於商務的大學學府可以適度轉讓知識產權，授予發明者或投資者的公司，讓公司能有效地把知識產權商業化。雖然校方與公司兩者均以技術轉移為目標，但公司主攻中下游技術轉移，以商業（例如以開源節流）為主導，所以在知識產權商品化的處理方法卻截然不同。公司的營運緊貼市場，大大提升技術轉移的速度及成功率。
（2）提升大學專業商務及法律支援功能
現時，在運作上本地院校技術轉移辦公室與校內其他服務部門無異，大多數是由學者主導及行政人員執行，因此商業營運方面（在做生意和法律支援上），意識偏低。事實上，要成功推動研究成果商品化，不但須要研究人員的投入，亦需要技術轉移辦公室提供足夠的商業和法律支援。舉例說，倘若出現涉及專利權的法律糾紛時，現時院校的技術轉移機構不具備足夠能力應付，而大學亦不可能動用教資會的資助去打官司。因此，正如基金會建議，大學應強化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功能，且不妨考慮開設獨立商業機構，聘請商業及法律的專業人士，協助大學把研究成果商品化、市場化，以及應付未來可能面對的商務法律訴訟。
（3）放寬大學教授執業限制
作為公營機構，大學的學術人員在校外工作，或許會被坊間質疑，常見的問題包括：大學教授有否濫用公帑及大學資源，資助自己做生意？大學教授應專注教學及研究，校外商業工作是否不務正業？大眾納稅人的質疑絕對可以理解，但換個角度看，今天大學的使命已超越傳統，除了教學和研究之外，貢獻社會，例如包括促進社會經濟轉型、優化人民生活、縮窄數碼鴻溝、持續發展等領域，也是大學重要的使命。因而，大學教授或學生參與技術轉移，促進創新，是理直氣壯的，絕非不務正業。至於亂花公帑無疑是有可能的，但香港是世界法律之都，設有健全的法律機制。
大學也不例外，內部設有嚴緊的監管及審核機制，而且非常透明，教授、學生、研究員難以作弊，因此他們擅用公帑的可能性不高。
教授作為科研技術的主要發明人，是推動技術轉移的最佳人選，大學確應放寬他們執業的限制，一方面讓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成員擁有更大的自由度，與工商業界多接觸，促進大學技術轉移的進程；另一方面亦可幫助大學實現貢獻社會的宏觀使命。具體而言，學者自由度也應放鬆，包括他們往內地訪問及資金運用等許多限制。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香港本地大學與內地產、學、研各界合作將會非常頻密，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訊息流必須要保持暢通，跨境技術轉移才能水到渠成。
正如特首在《2020年施政報告》所言：「在創科路上，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因此，政府在優化大學技術轉移工作上，責無旁貸。適逢《2021-2022財政預算案》正在進行公開諮詢，筆者希望財政司司長增加撥款資助上述的建議措施，促使香港科技轉移更上一層樓。
撰文：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主席 黃錦輝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接近一年，世界各地開始適應疫情中所產生的「新常態」，各地社會中現有生活模式漸漸出現全新想像及體驗，例如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視像會議（Video Conference, VC）等活動對上班一族來說已習以為常。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傳統行業如零售業、旅遊業及航空運輸業更是首當其衝；與此同時，卻激活了科技的創新及應用，促進全球「新經濟」的發展。經此一「疫」，筆者相信各國政府紛紛將會增加研發（R&D）資源，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加速自身的經濟轉型。香港也不應例外，政府應作多方面改革，促進本地大學的技術轉移發展，使其科研成果成造福社會的商品。
基礎研究世界級 積極發掘寶藏
創科發展與大學的研究不可分割。不少影響世界的顛覆性技術及科技公司，例如能挽救生命的青霉素、牛津大學正研製的新冠肺炎疫苗，甚至著名的香港科技公司商湯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和大疆創新等，均由大學的基礎研究衍生，再成為舉世知名的企業。
香港多間大學排名首屈一指，在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S）的2021年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有5間大學名列頭100名以內，反映香港的的基礎研究能力達世界級。為促進香港本地大學所作的研究技術有效地轉化為具價值的應用，筆者認為政府應大力支持大學推行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並針對性地為發明技術的知識產權之擁有權誰屬，以及研究員（包括教授）校外執業安排等關鍵問題，拆牆鬆綁。
（1）優化大學知識產權政策
本港大學的確有不少科研寶藏，但過往十多年大學在技術轉化上成效不彰。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所屬，是問題的癥結。
一般而言，大學教授發明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及之後的專利均歸屬大學（直接或間接透過其子公司）所擁有。然而，做生意並非大學的使命及專長，往往未能把握商機，把發明科技適時地轉移至工商業界。這問題源於5所活躍科研的香港本地大學都是政府所資助。作為公帑資助機構，出售科技必須獲得不同持份者（如政府、校董、校友等）的共識，目的是為增加技術轉移過程的透明度，確保交易公平、公正地進行，杜絕大學「賤賣資產」之嫌。另外同樣重要的是要向公眾交代，避免外界質疑大學「與民爭利」。
然而，做生意「時間便是金錢」是營商的金科玉律，所以大學技術轉移必須分秒必爭。可是在大學諸多考慮和限制之下，技術轉移程序需時頗長，領發知識產權又遲遲未能出街，大大影響大學的議價能力。事實上，大學過往曾經多次因為未能成功尋求科研成果的買家或投資者，導致不少具價值的技術發明無法由上游轉化成為中下游的商品，甚為可惜。
要緩和該問題，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技術轉移報告，建議本地大學仿效海外大學的做法，在知識產權授權許可的政策上，為各持份者提供更大彈性，讓他們能各展所長。具體而言，不專長於商務的大學學府可以適度轉讓知識產權，授予發明者或投資者的公司，讓公司能有效地把知識產權商業化。雖然校方與公司兩者均以技術轉移為目標，但公司主攻中下游技術轉移，以商業（例如以開源節流）為主導，所以在知識產權商品化的處理方法卻截然不同。公司的營運緊貼市場，大大提升技術轉移的速度及成功率。
（2）提升大學專業商務及法律支援功能
現時，在運作上本地院校技術轉移辦公室與校內其他服務部門無異，大多數是由學者主導及行政人員執行，因此商業營運方面（在做生意和法律支援上），意識偏低。事實上，要成功推動研究成果商品化，不但須要研究人員的投入，亦需要技術轉移辦公室提供足夠的商業和法律支援。舉例說，倘若出現涉及專利權的法律糾紛時，現時院校的技術轉移機構不具備足夠能力應付，而大學亦不可能動用教資會的資助去打官司。因此，正如基金會建議，大學應強化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功能，且不妨考慮開設獨立商業機構，聘請商業及法律的專業人士，協助大學把研究成果商品化、市場化，以及應付未來可能面對的商務法律訴訟。
（3）放寬大學教授執業限制
作為公營機構，大學的學術人員在校外工作，或許會被坊間質疑，常見的問題包括：大學教授有否濫用公帑及大學資源，資助自己做生意？大學教授應專注教學及研究，校外商業工作是否不務正業？大眾納稅人的質疑絕對可以理解，但換個角度看，今天大學的使命已超越傳統，除了教學和研究之外，貢獻社會，例如包括促進社會經濟轉型、優化人民生活、縮窄數碼鴻溝、持續發展等領域，也是大學重要的使命。因而，大學教授或學生參與技術轉移，促進創新，是理直氣壯的，絕非不務正業。至於亂花公帑無疑是有可能的，但香港是世界法律之都，設有健全的法律機制。
大學也不例外，內部設有嚴緊的監管及審核機制，而且非常透明，教授、學生、研究員難以作弊，因此他們擅用公帑的可能性不高。
教授作為科研技術的主要發明人，是推動技術轉移的最佳人選，大學確應放寬他們執業的限制，一方面讓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成員擁有更大的自由度，與工商業界多接觸，促進大學技術轉移的進程；另一方面亦可幫助大學實現貢獻社會的宏觀使命。具體而言，學者自由度也應放鬆，包括他們往內地訪問及資金運用等許多限制。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香港本地大學與內地產、學、研各界合作將會非常頻密，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訊息流必須要保持暢通，跨境技術轉移才能水到渠成。
正如特首在《2020年施政報告》所言：「在創科路上，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因此，政府在優化大學技術轉移工作上，責無旁貸。適逢《2021-2022財政預算案》正在進行公開諮詢，筆者希望財政司司長增加撥款資助上述的建議措施，促使香港科技轉移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