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瑞霖 尊賢會創辦人

假如我說安老服務券的實施會為安老業界帶來20年難得的大好發展機會，相信大部分業界人士會不以為然。

對於非盈利性的津助安老機構，很多人認為只要政府大幅增加經常性撥款，它們經營困難的問題將可迎刃而解。實際上，政府增加資源只會令服務出現量的增長，卻難以促成安老服務多樣化的轉變。由於資源短缺，最終使用服務的長者必然是最衰弱和最貧窮的長者，機構仍然面對請人難、政府撥款不足支持日增的工作量和人工成本、無法以創新突破發展瓶頸等問題。

對於私營業者來說，每天須面對業主拒租或大幅加租的威脅，被迫結業的結果是不但損失投入的千萬元成本，亦保不住累積的客源，甚至政府購買床位的資格；他們也須解決人手問題，否則面臨罰款甚至釘牌；他們也擔心院內爆發流感，直接影響院友的安危；他們也擔心各項管理細節的落實，一個員工的疏忽，便有可能引發醜聞。至於影響他們的安老政策的新發展，大部分業者很難抽時間作詳細研究。

多姿多采度餘生

人口老齡化，要解決的問題遠超多建幾間醫院或幾十間護老院。我們必須把目前專注於延長長者生命的熱誠和努力，延伸至改善長者的生活質量——時代已經改變，沒有人希望苟延殘喘，沒有尊嚴地活過100歲，更多人希望多姿多采、健康地享受餘生。

筆者認為，政府首要推動健康的生活方式（wellness lifestyle），減少慢性病患者人數，才是為公共醫療體系減壓的良策。其次是改變現行著重機構養老（institutional care）而輕視社區和居家安老的撥款方針，真正讓長者能在親人的關懷中度過晚年。因應上述兩點，政府可以公共財政搭建引導行業良性發展的平台，而非浪費資源制訂和監管具體的資助方案。

安老服務現金券計劃的提出， 正正符合目前構建優質的、可持續的、有自我創新活力的安老業界平台的需要，特別是安老社區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設計，它既可照顧基層市民的負擔能力，亦容許服務提供者為針對使用者特殊需要而設計的專項服務。投入此項計劃的公帑，可讓服務提供者建立基本的服務團隊，也可降低新服務因使用者不足而引致初期虧損的風險；初辦社區服務的供應商也有充足時間學習和建立有關的營運和管理系統。服務券的設計亦鼓勵創新，鼓勵服務提供者推出新服務項目，以滿足市場上各種需求；亦鼓勵服務提供者擴大服務對象，惠及沒有服務現金券的使用者。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不但是眾多政府資助安老計劃之一，更是政府嘗試搭建有效的、公平的、促進自我創新能力的公眾服務平台的新嘗試。正是基於這個政策目標，政府應該在第二階段的試驗計劃中，有限度引入私營業者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經過為期兩年第一階段的試驗，相信政府必然累積到監管服務提供者的相關經驗，以制訂監管措施，保障長者權益。

構建銀髮市場

及早在私營業界嘗試推行服務券，亦有利於兩年後全面向所有自負盈虧的服務提供者推行資助、包括非牟利機構和私營機構興辦的項目，讓社區和居家安老的市場能迅速增加供應，以應對急速增長的需求，滿足全港超過10萬名長期需要照顧的長者，這可避免重犯在住宿安老服務中，形成3萬多長者輪候以有限政府資源資助的優質護老院服務的尷尬局面。 

安老服務屬於基本的市民權利，政府必須投入足夠資源照顧低收入長者，可是長久以來，政府忽視構建銀髮市場所需要的各項政策支持，只強調公共開支的合理性和效率性；政府作為安老服務財政資源的主要提供者，對服務內容、質量標準、服務供應商選擇等等，扮演一錘定音的決策者角色。

以消費者主導的現金安老服務券，是徹底改變香港安老行業現狀的最好政策工具，因為它依靠消費者無形之手的選擇，讓創新者、優質服務者能透過公平競爭去爭取市場份額。非牟利機構依靠其專業團隊，以及長期建立起來的信譽，藉着安老服務券帶動新市場， 全力推動和擴充自負盈虧的安老服務，率先建立具規模的、有效率的社區和居家安老服務團隊。私營企業家亦可以創新商業模式，充分利用遠距照顧技術，以大數據推行預防醫療，以先進服務編排軟件提高生產力，攻克居家安老成本偏高而難於生存的局面。

日本的經驗表明，依靠創新安老服務，改善經營收益，才可吸引年輕人加入安老行業，才可吸引資金興建高質素的安老服務和設施，才可提供優厚薪金予專業護理人員、社工和個案經理人。香港目前的居家安老主要依靠的是沒有接受安老培訓的外傭，以及政府直接撥款資助數千名額的居家護理，根本無法應對戰後嬰兒潮老齡化所帶來的量與質飛速提升的需求。 

無論服務提供者是政府機構、 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有良心的私人企業、公私合營企業，還是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都必須符合政府制定的監管要求，符合法律規定，然後在市場上公平競爭。讓競爭推動創新，提高生產力，建立未來服務百萬長者的居家安老服務業！

原文刊於《信報》 2016.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