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委員會早前發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報告），闡述政府多項精準扶貧項目的成效，並不再劃定貧窮線。此決定背後的政策考量，坊間已有不少分析，本文不再贅述。政府扶貧的決心和努力，各界有目共睹。筆者想討論的是，如何能更有效評估扶貧項目的實際成效？評估框架本身不僅影響政策檢討方向，亦關乎公帑運用的合理性，值得深入討論。

從報告內容可見，政府現時的評估重點主要集中於服務使用者的主觀體驗。例如，「共創明『teen』計劃」的評估顯示，該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其面對日後挑戰的信心和能力；有關社區客廳的研究亦指出，用戶在生活舒適度、社會連結感及歸屬感方面均有所改善。這些結果反映相關措施在改善心理狀態及社會連結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然而，有別於一般社會福利服務，這些項目以精準扶貧為定位，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思考，上述的正面轉變，是否足以反映服務使用者已擺脫貧困？抑或仍需檢視其生活條件有否出現客觀的實質轉變？服務使用者心態改善，對未來及社會的觀感轉趨正面，固然值得肯定，但要打破基層目前面對的經濟及社會困境，並不能單靠正面思維，仍需配合收入、教育及就業等方面的具體提升。

因此，扶貧項目的成效評估，應由現時以主觀指標為主，逐步擴展至涵蓋客觀成果，才能更全面反映政策成效。

在不少外國案例中，扶貧項目能否帶來長期的客觀條件改善，是評估成效的重要一環。以美國為低收入青年而設的「Year Up United計劃」為例，該計劃在評估成效時比較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收入水平，發現參與者在完成計劃後6年間，平均收入較非參與者高約30%。此外，計劃亦進行成本效益評估，指出由於收入提升能減少青年對社會福利的依賴，每投入1美元，長遠可為社會帶來約2.46美元的回報，顯示其在促進向上流動方面具備實質且可量化的成效。

指標可涵蓋客觀成果

另一個案例來自哥倫比亞的麥德林（Medellin）。當地政府在較貧窮的地區興建一系列集教育、文化和休憩功能於一身的公共圖書館，希望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學習和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研究顯示，圖書館落成兩至三年後，居住在圖書館附近的學生考試成績較好，而居住距離較遠的學生，成績則較為遜色。這些案例說明，透過持續追蹤、客觀指標及成本效益分析等多角度評估政策影響，或較單純依賴主觀感受，更能全面反映政策的成效。

回到香港，現時多項精準扶貧項目已推行一定時間，具備條件開展更系統性的跟蹤研究。政府可考慮為主要項目設立3至5年的追蹤期，並透過跨部門協作整合數據，持續觀察服務使用者在收入水平、就業情況及教育發展等方面的變化，從而更準確地制定長遠政策。

以「共創明『teen』計劃」為例，學員在計劃期間擴闊了視野，更重要的是，這些轉變能否更好幫助其升學選擇及職業發展，從而提升向上流動的機會。至於社區客廳，雖已改善劏房戶的生活空間及社區連結，其短期成效已逐步顯現，但相關支援能否進一步改善用戶的經濟條件及發展機會，協助其長遠改善生活環境，仍有待透過數據加以驗證。這正說明，引入長期客觀指標對評估政策成效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精準扶貧上的資源投入並非小數目。以社區客廳為例，關愛基金在首五個項目中已投放超過1.2億港元。如此具規模的資源投入固然反映當局幫助基層市民的決心，但在公共資源緊絀的情況下，建立更清晰且具說服力的評估框架，不僅有助提升政策透明度，亦有助回應社會對資源運用效率的關注。與較為主觀的評估方式相比，結合客觀數據的指標，如比較參與跟未參與計劃群組在收入、教育及就業等方面的差異，並配合成本效益分析，將更有助提升公眾信任。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不僅是中國傳統智慧，亦應該是精準扶貧的核心理念。若能進一步完善評估框架，將主觀與客觀數據有效結合，香港將更有條件識別具成效的政策措施，持續優化精準扶貧策略，從而為基層市民創造更具持續性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