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科研投入足夠？ 沾沾自喜誤事
港科研投入足夠？ 沾沾自喜誤事
撰文: 黃元山 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GII）排行榜，瑞士六度蟬聯最高創新力國家，亞洲最高者為排名第6的新加坡，香港名次不升反跌，由去年第11名跌至14。
該排行榜針對全球128個經濟體系的創新環境，根據四個衡量項目（GII總得分、投入及產出分指數及創新效率比）評分以作出排名。
投資足商學合作密 瑞士創意盛
筆者認為，瑞士能夠一直穩守冠軍，除了擁有世界級的科研機構和人才，主因是政府和私人企業都願意為科研提供資金，同時學術界與私人部門之間緊密合作，讓創新科研打破象牙塔研究，通過實質行動變成產業化成果。隨着時間累積，瑞士便締造出高效的創新生態系統，為研究者提供優質土壤，幫助加強及推進她於全球的創新力量。
據GII報告顯示，今年香港名次下滑，雖然她在幾乎所有支柱中都位於前25位，但知識和技術產出排第30位，令她在市場成熟度的表現顯得遜色；至於區內的其他競爭對手如新加坡及南韓的排名則持續攀升。
傳統行業利益盤據 港創新受遏
對此，有一派的看法是，香港的科研創新轉化成果不明顯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原因是本港市場細小，經濟主導傾向知識型及服務型，依賴金融業、地產業及旅遊業足以幫助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但套用「半杯水哲學」，樂觀的人覺得香港得天獨厚，經濟增長不需要依賴科研創新；可是筆者看來，另一半空代表着危機，本港面對土地不足、租金昂貴、人力資源等障礙，經濟發展不能永遠「吃老本」，而是通過傳統經濟支柱及各行各業的創新，尋找新出路。
「吃老本派」和「創新派」當然不是完全對立，但事實上，很多人對這兩派有明顯的傾向；筆者應該屬於後者，認為香港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單行業太過集中，而且，既得利益集團和機構（incumbents）在過程中有着盤根錯節的控制，使香港創新的力量（disruptors）不能充分發揮，其中科技創新是一個發展不足的領域。
過去幾年，無論政府和社會整體對科研創新，都有着積極的態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不過，面對着種種條件的限制和不足，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着急」，為人才、早期資金、應用科研技術項目和經費等各方面，加大力度，希望從後居上；要知道，從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也印證了筆者和其他風投資金朋友的交談所得的印象，香港不單難以追上矽谷、波士頓和以色列，就算比起倫敦、柏林、愛爾蘭等，在科技創新創業的某些範疇上，香港也似乎都愈走愈後。
經濟結構礙創新 就要不思進取？
因此，當筆者看到一名高官的博文，聲稱香港的科研投入，雖然只佔GDP的0.74%，（而南韓是4.1%、台灣是3.0%，連德國也有2.8%和英國是1.7%時），但只要考慮所謂經濟結構上的差異，認為香港的科研投入並不低於這些先進經濟體的平均水平，筆者感到非常詫異。
細看之下，該文有兩個論點和一個論證。
兩個論點顯淺易明，就是香港的製造業佔GDP比例小，而服務業佔93%，另外，就是香港沒有軍事工業，這兩個因素都令香港的科研投入佔GDP比例不高。筆者同意這兩個觀察，但問題是，這就是否等於香港因此就要安於現狀，不思長進？
反過來說，既然經濟結構不足，要追上時代，革新經濟，找尋下一浪的經濟增長點，是否更應該知恥近乎勇，加大政府對應用科研的投放呢？事實上，正正就是因為科研投入不足，當其他亞洲四小龍的製造業仍然佔接近20%時，香港本地的製造業就式微了，難道我們仍然不能以此為鑑嗎？
不增科研競爭力 難道靠自由行
就算舊事不提，展望未來，服務業當然也有高經濟價值和低經濟價值之分，不用科研成果去提升經濟價值和競爭力，還有甚麼有用的法門呢？難道仍然可以像2000年開始，這十多年靠給內地大型國企上市帶來的金融地位的提升嗎？難道仍然可以像2003年開始，也是十多年靠自由行的內地訪客帶來的零售業的黃金年代嗎？難道仍然可以像過去十多年來，靠着減息、低息、美元疲軟所帶來的信貸和貨幣猛增而帶動的資產和財富收入嗎？
筆者認為，加大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是一項極有價值的投資，而非開支；投資是有回報的，當整體生產力提升，社會和政府的收入就自然增加。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也並非干預市場和自由經濟；公共科研投入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一種，是需要政府的配合，同時解決了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有效方法。
博文對香港科研投入足夠的論證是，「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自2000至2014年增加了18%，在亞洲四小龍中，和其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了生產力的提升很好，從而論證了科研投入其實是足夠的。
用TFP的增長，來論證科研的投入帶來生產力上升，在邏輯上是講不過去。首先，所謂的TFP，表面上是難明的概念，但其實就是把所有用「勞動力」（Labour）和「資本」（Capital）不能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叫這個TFP，當然有經濟學者用來理論化和量化所謂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增長，但說穿了就只是一個「執漏」（Catch up）的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放其他的解釋在內。
加大投入 填補市場失靈缺口
事實上，金管局自己就有兩份關於香港TFP的研究報告（2009年和2016年），得出的結論並不是TFP和科研投入的關係，其中一方報告，更明確指出，香港TFP其實和以下的三個因素關係最密切：（1）世界經濟增長；（2）內地服務業的增長；和（3）本港服務業的增長。
無可否認，香港過去得天獨厚，以勞動力和資本投入來說，能有如此的經濟增長，是一個不錯成績，也解釋了為甚麼TFP有不錯的增長；但如果就錯以為這是因為香港的科研投入而轉化成經濟增長的成績，而沾沾自喜，就會使香港錯失了一個契機，去推動香港的經濟增長走入新的台階。
香港有不少好的基礎研究，但應用科研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前期發展商品化的科研缺少，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填補市場失靈的缺口，同時可以造就和培養人才，使香港經濟發展更多元，同時也更有競爭力。
撰文: 黃元山 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GII）排行榜，瑞士六度蟬聯最高創新力國家，亞洲最高者為排名第6的新加坡，香港名次不升反跌，由去年第11名跌至14。
該排行榜針對全球128個經濟體系的創新環境，根據四個衡量項目（GII總得分、投入及產出分指數及創新效率比）評分以作出排名。
投資足商學合作密 瑞士創意盛
筆者認為，瑞士能夠一直穩守冠軍，除了擁有世界級的科研機構和人才，主因是政府和私人企業都願意為科研提供資金，同時學術界與私人部門之間緊密合作，讓創新科研打破象牙塔研究，通過實質行動變成產業化成果。隨着時間累積，瑞士便締造出高效的創新生態系統，為研究者提供優質土壤，幫助加強及推進她於全球的創新力量。
據GII報告顯示，今年香港名次下滑，雖然她在幾乎所有支柱中都位於前25位，但知識和技術產出排第30位，令她在市場成熟度的表現顯得遜色；至於區內的其他競爭對手如新加坡及南韓的排名則持續攀升。
傳統行業利益盤據 港創新受遏
對此，有一派的看法是，香港的科研創新轉化成果不明顯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原因是本港市場細小，經濟主導傾向知識型及服務型，依賴金融業、地產業及旅遊業足以幫助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但套用「半杯水哲學」，樂觀的人覺得香港得天獨厚，經濟增長不需要依賴科研創新；可是筆者看來，另一半空代表着危機，本港面對土地不足、租金昂貴、人力資源等障礙，經濟發展不能永遠「吃老本」，而是通過傳統經濟支柱及各行各業的創新，尋找新出路。
「吃老本派」和「創新派」當然不是完全對立，但事實上，很多人對這兩派有明顯的傾向；筆者應該屬於後者，認為香港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單行業太過集中，而且，既得利益集團和機構（incumbents）在過程中有着盤根錯節的控制，使香港創新的力量（disruptors）不能充分發揮，其中科技創新是一個發展不足的領域。
過去幾年，無論政府和社會整體對科研創新，都有着積極的態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不過，面對着種種條件的限制和不足，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着急」，為人才、早期資金、應用科研技術項目和經費等各方面，加大力度，希望從後居上；要知道，從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也印證了筆者和其他風投資金朋友的交談所得的印象，香港不單難以追上矽谷、波士頓和以色列，就算比起倫敦、柏林、愛爾蘭等，在科技創新創業的某些範疇上，香港也似乎都愈走愈後。
經濟結構礙創新 就要不思進取？
因此，當筆者看到一名高官的博文，聲稱香港的科研投入，雖然只佔GDP的0.74%，（而南韓是4.1%、台灣是3.0%，連德國也有2.8%和英國是1.7%時），但只要考慮所謂經濟結構上的差異，認為香港的科研投入並不低於這些先進經濟體的平均水平，筆者感到非常詫異。
細看之下，該文有兩個論點和一個論證。
兩個論點顯淺易明，就是香港的製造業佔GDP比例小，而服務業佔93%，另外，就是香港沒有軍事工業，這兩個因素都令香港的科研投入佔GDP比例不高。筆者同意這兩個觀察，但問題是，這就是否等於香港因此就要安於現狀，不思長進？
反過來說，既然經濟結構不足，要追上時代，革新經濟，找尋下一浪的經濟增長點，是否更應該知恥近乎勇，加大政府對應用科研的投放呢？事實上，正正就是因為科研投入不足，當其他亞洲四小龍的製造業仍然佔接近20%時，香港本地的製造業就式微了，難道我們仍然不能以此為鑑嗎？
不增科研競爭力 難道靠自由行
就算舊事不提，展望未來，服務業當然也有高經濟價值和低經濟價值之分，不用科研成果去提升經濟價值和競爭力，還有甚麼有用的法門呢？難道仍然可以像2000年開始，這十多年靠給內地大型國企上市帶來的金融地位的提升嗎？難道仍然可以像2003年開始，也是十多年靠自由行的內地訪客帶來的零售業的黃金年代嗎？難道仍然可以像過去十多年來，靠着減息、低息、美元疲軟所帶來的信貸和貨幣猛增而帶動的資產和財富收入嗎？
筆者認為，加大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是一項極有價值的投資，而非開支；投資是有回報的，當整體生產力提升，社會和政府的收入就自然增加。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也並非干預市場和自由經濟；公共科研投入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一種，是需要政府的配合，同時解決了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有效方法。
博文對香港科研投入足夠的論證是，「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自2000至2014年增加了18%，在亞洲四小龍中，和其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了生產力的提升很好，從而論證了科研投入其實是足夠的。
用TFP的增長，來論證科研的投入帶來生產力上升，在邏輯上是講不過去。首先，所謂的TFP，表面上是難明的概念，但其實就是把所有用「勞動力」（Labour）和「資本」（Capital）不能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叫這個TFP，當然有經濟學者用來理論化和量化所謂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增長，但說穿了就只是一個「執漏」（Catch up）的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放其他的解釋在內。
加大投入 填補市場失靈缺口
事實上，金管局自己就有兩份關於香港TFP的研究報告（2009年和2016年），得出的結論並不是TFP和科研投入的關係，其中一方報告，更明確指出，香港TFP其實和以下的三個因素關係最密切：（1）世界經濟增長；（2）內地服務業的增長；和（3）本港服務業的增長。
無可否認，香港過去得天獨厚，以勞動力和資本投入來說，能有如此的經濟增長，是一個不錯成績，也解釋了為甚麼TFP有不錯的增長；但如果就錯以為這是因為香港的科研投入而轉化成經濟增長的成績，而沾沾自喜，就會使香港錯失了一個契機，去推動香港的經濟增長走入新的台階。
香港有不少好的基礎研究，但應用科研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前期發展商品化的科研缺少，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填補市場失靈的缺口，同時可以造就和培養人才，使香港經濟發展更多元，同時也更有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