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創新科技 需把學者從象牙塔釋放出來
發展創新科技 需把學者從象牙塔釋放出來
撰文：張恩榮，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袁子雅，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助理
作為孕育知識分子的搖籃，一路走來，大學肩負着引領每個時代的使命。在這個創新科技秒速變化的時代，除了人才培養、創造知識的傳統功能，大學更應擔起把技術創新並轉移到社會的第三個任務。
觀察歐美經驗，大學的功能很大程度由政府透過向它們提供資助而主導。自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意識到基本研究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大規模資助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奠定美國科學研究以大學為核心的基礎，重點資助的科研領域亦隨時代轉變，以鼓勵大學積極回應當代所面臨的危機。無獨有偶，二戰後很多歐洲國家都支持投放資源於大學的研究，冀有效促進應用研究，並進行商品化。
近年，香港也漸漸意識到大學知識轉移的重要性。自2009年，為協助各資助院校深化其知識轉移工作，從而帶動經濟、民生上的效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每年為院校撥備約5000萬元額外經常補助金。然而，當我們審視香港院校獲得政府研究資助的機制，便會發現來自教資會的研究撥款機制正窒礙大學知識轉移的活動。
八間資助大學的研究資源分配由教資會和研究資助局（RGC）統籌。大部分研究撥款來自教資會作研究用途的整體補助金，其釐定方法有二：大部分透過「研究評審工作」（RAE），由專家評核院校的研究質素，並按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本決定撥款金額；另一部分則根據競逐元素，以推動卓越研究。教資會亦意識到RAE的限制，在2010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中，計劃由2012／13學年起分九年逐步引入更多競逐元素。
但目前大部分研究撥款仍取決於RAE的結果，故RAE的評審標準很大程度主導着各院校的研究行為。現時香港RAE的評審指標中，「研究成果」佔八成比重，其餘兩成衡量「研究投放」（即獲得校外同行評審的競逐式研究資助）及「聲譽項目」（如研究獲得獎項或學者獲邀任學術期刊的主編）。要在RAE取得高分，便要在「研究成果」取得高分。雖然教資會在《2014研究評審工作指引》表示出版研究成果的形式不影響分數，但學術界內認為於國際學術文刊發表論文等同卓越的想法根深柢固。
而，當我們審視香港院校獲得政府研究資助的機制，便會發現來自教資會的研究撥款機制正窒礙大學知識轉移的活動。
學者知識轉移不受重視
當然，積累知識是學者的天職，但當其餘兩成指標也不強調知識轉移，即影響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的貢獻，評審方法便嚴重失衡。亦因為RAE的結果決定着大學主要的研究資源，為確保得到充裕的撥款，大學會確保院系追隨這些「領先世界」的發表論文指標，院系繼而把壓力下放到學者身上；於學者而言，能否得到研究經費也非常影響個人的教席和升遷。換言之，學者花在知識轉移的工夫，並不會得到太多肯定，甚至被視為「不務正業」，令他們不得不成為在象牙塔內一群論文機器。
其實，RAE是教資會於1993年以一個英國同名的系統為藍本，首次在外間顧問協助下推行；教資會自此亦經常參考英國實施RAE的經驗，檢討歷屆香港RAE之不足。
英國為了促使高等教育界同時進行卓越研究和透過研究為經濟和社會帶來明顯好處，自2014年引進新的「研究卓越架構（REF）」取代沿用多年的RAE，其中一項主要的修改，是新增「研究影響」為審核準則之一，權重佔整體兩成，「研究影響」的可評估範圍包括經濟、社會、健康、環境、文化和生活品質等，各項指標的評分等級敘述，亦由「領先世界」的論調改成「證明產生了廣泛的開創性或變革性的影響和價值」，更明確地強調研究所帶動的影響力。
學評審指標應加入「研究影響」準則
根據英國政府大學與科學部委託Dame Ann Dowling教授於2015年發表的英國工商界與大學科研合作的報告，2014年REF評核標準加入了「研究影響」後，雙方表現更顯主動，將科研轉化成更多經濟效益，肯定了在大學評審指標加入「研究影響」準則，有助鼓勵工商界和大學學者進一步合作，深化知識轉移工作。
教資會RAE一直參考英國RAE的經驗，加上教資會早於2010年便表明要逐步改善研究撥款機制，是故若RAE跟隨英國REF的改革步伐，在評審準則新增「研究影響」，相信操作上問題不大。香港社會正面對各種迫切的問題，如環境污染、人口老化、疫病擴散、經濟結構單一化等，透過發展創新科技有望能提供解決對策。若論基礎研究水準，香港學者獲高度肯定，在香港2014年的RAE，46%的大學研究獲評三星「國際卓越水平」或四星「世界領先」評級，值得驕傲。現在是時候更進一步，鼓勵學者與企業進行緊密的研發互動關係，將研究成果轉化成具體貢獻社會的產品。若繼續無視大學過分偏重發表論文的失衡，不單浪費香港優秀的學術人才，更是全體社會的損失。
香港社會有一種說法，指那些在大學做研究的人日復日地埋首寫論文，脫離社會實際需要，俗套的形容，就是「離地」。活在過分強調發表國際論文的RAE陰霾下，「離地」學者，到底是因？還是果？在社會面對各種新挑戰下，大學把科研成果化愈益重要，掃除教資會失衡評審機制對知識轉移的障礙，只是協助大學擔起教、研以外第三個社會責任的第一步。我們希望政府和商界同樣承擔責任，給學者更多知識轉移的支持，把他們從象牙塔裏釋放，及時回應時代的需求。
原文刊於《端傳媒》2015年12月24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撰文：張恩榮，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袁子雅，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助理
作為孕育知識分子的搖籃，一路走來，大學肩負着引領每個時代的使命。在這個創新科技秒速變化的時代，除了人才培養、創造知識的傳統功能，大學更應擔起把技術創新並轉移到社會的第三個任務。
觀察歐美經驗，大學的功能很大程度由政府透過向它們提供資助而主導。自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意識到基本研究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大規模資助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奠定美國科學研究以大學為核心的基礎，重點資助的科研領域亦隨時代轉變，以鼓勵大學積極回應當代所面臨的危機。無獨有偶，二戰後很多歐洲國家都支持投放資源於大學的研究，冀有效促進應用研究，並進行商品化。
近年，香港也漸漸意識到大學知識轉移的重要性。自2009年，為協助各資助院校深化其知識轉移工作，從而帶動經濟、民生上的效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每年為院校撥備約5000萬元額外經常補助金。然而，當我們審視香港院校獲得政府研究資助的機制，便會發現來自教資會的研究撥款機制正窒礙大學知識轉移的活動。
八間資助大學的研究資源分配由教資會和研究資助局（RGC）統籌。大部分研究撥款來自教資會作研究用途的整體補助金，其釐定方法有二：大部分透過「研究評審工作」（RAE），由專家評核院校的研究質素，並按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本決定撥款金額；另一部分則根據競逐元素，以推動卓越研究。教資會亦意識到RAE的限制，在2010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中，計劃由2012／13學年起分九年逐步引入更多競逐元素。
但目前大部分研究撥款仍取決於RAE的結果，故RAE的評審標準很大程度主導着各院校的研究行為。現時香港RAE的評審指標中，「研究成果」佔八成比重，其餘兩成衡量「研究投放」（即獲得校外同行評審的競逐式研究資助）及「聲譽項目」（如研究獲得獎項或學者獲邀任學術期刊的主編）。要在RAE取得高分，便要在「研究成果」取得高分。雖然教資會在《2014研究評審工作指引》表示出版研究成果的形式不影響分數，但學術界內認為於國際學術文刊發表論文等同卓越的想法根深柢固。
而，當我們審視香港院校獲得政府研究資助的機制，便會發現來自教資會的研究撥款機制正窒礙大學知識轉移的活動。
學者知識轉移不受重視
當然，積累知識是學者的天職，但當其餘兩成指標也不強調知識轉移，即影響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的貢獻，評審方法便嚴重失衡。亦因為RAE的結果決定着大學主要的研究資源，為確保得到充裕的撥款，大學會確保院系追隨這些「領先世界」的發表論文指標，院系繼而把壓力下放到學者身上；於學者而言，能否得到研究經費也非常影響個人的教席和升遷。換言之，學者花在知識轉移的工夫，並不會得到太多肯定，甚至被視為「不務正業」，令他們不得不成為在象牙塔內一群論文機器。
其實，RAE是教資會於1993年以一個英國同名的系統為藍本，首次在外間顧問協助下推行；教資會自此亦經常參考英國實施RAE的經驗，檢討歷屆香港RAE之不足。
英國為了促使高等教育界同時進行卓越研究和透過研究為經濟和社會帶來明顯好處，自2014年引進新的「研究卓越架構（REF）」取代沿用多年的RAE，其中一項主要的修改，是新增「研究影響」為審核準則之一，權重佔整體兩成，「研究影響」的可評估範圍包括經濟、社會、健康、環境、文化和生活品質等，各項指標的評分等級敘述，亦由「領先世界」的論調改成「證明產生了廣泛的開創性或變革性的影響和價值」，更明確地強調研究所帶動的影響力。
學評審指標應加入「研究影響」準則
根據英國政府大學與科學部委託Dame Ann Dowling教授於2015年發表的英國工商界與大學科研合作的報告，2014年REF評核標準加入了「研究影響」後，雙方表現更顯主動，將科研轉化成更多經濟效益，肯定了在大學評審指標加入「研究影響」準則，有助鼓勵工商界和大學學者進一步合作，深化知識轉移工作。
教資會RAE一直參考英國RAE的經驗，加上教資會早於2010年便表明要逐步改善研究撥款機制，是故若RAE跟隨英國REF的改革步伐，在評審準則新增「研究影響」，相信操作上問題不大。香港社會正面對各種迫切的問題，如環境污染、人口老化、疫病擴散、經濟結構單一化等，透過發展創新科技有望能提供解決對策。若論基礎研究水準，香港學者獲高度肯定，在香港2014年的RAE，46%的大學研究獲評三星「國際卓越水平」或四星「世界領先」評級，值得驕傲。現在是時候更進一步，鼓勵學者與企業進行緊密的研發互動關係，將研究成果轉化成具體貢獻社會的產品。若繼續無視大學過分偏重發表論文的失衡，不單浪費香港優秀的學術人才，更是全體社會的損失。
香港社會有一種說法，指那些在大學做研究的人日復日地埋首寫論文，脫離社會實際需要，俗套的形容，就是「離地」。活在過分強調發表國際論文的RAE陰霾下，「離地」學者，到底是因？還是果？在社會面對各種新挑戰下，大學把科研成果化愈益重要，掃除教資會失衡評審機制對知識轉移的障礙，只是協助大學擔起教、研以外第三個社會責任的第一步。我們希望政府和商界同樣承擔責任，給學者更多知識轉移的支持，把他們從象牙塔裏釋放，及時回應時代的需求。
原文刊於《端傳媒》2015年12月24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