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中學文憑試放榜之時，社會上總會有聲音要求政府增加大學學位。其中最常見的論述是指，大學教資會資助學位多年來只從14,500微升至約15,000水平，未能讓約21,000個符合修讀大學要求的考生盡數入讀並回應知識型社會需求云云。

但是，這並非事實的全部。隨著副學位課程的增加，教資會供副學位畢業生銜接升學的「高年級學額」已經逐步增加到5,000個，變相增加了學位供應；同時，自資院校學位不斷增加，從中六及副學位兩渠道取錄合共約13,000個學生，令總體2017/18年學士學位課程收生人數增至約33,000個之多。

上述情況加上出生人口減少，造成香港學位參與率不斷上升，已經到達48%水平，高於國際經貿組織的平均數字。另外，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在未來20年，香港每屆適齡人口將會在55,000-75,000之間浮動；即使收生人數不再增加，總體香港學位參與率平均也將會達到50%左右。如果加上外國留學的學生數字，實際社會上學位持有者的比例還會更高。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也在網誌中表示，專上課程的學額經過多年來的增長，已足夠讓所有合資格的文憑試畢業生在本港升學。

過去10年學位參與率

另一邊廂，不同機構調查均顯示，大學畢業生的叫座力不斷下降：過去20年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並無改善，起薪點跑輸通脹的同時，從事低技術工種的比例不斷增加。這些跡象無疑為社會未來響起警號：此問題不單代表了人才及資源的錯配，更會對長遠經濟多元發展及社會流動性造成影響。除了單方面歸咎於大學生質素、年輕人態度之外，我們不得不問，到底不斷增加傳統學術型大學的畢業生是否能夠有效針對社會需求？在檢討教育政策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如何令教育切合市場需要，同時讓學生學以致用，一展所長。

香港教育出路的單一化其來有自，包括產業北移、「工字不出頭」的傳統思想等，在此不贅；大專學位的增加同時也在加劇這個情況。單一化的後果，是香港勞動市場出現錯配，各行各業都面臨著人手不足的問題；當中以建造、護理、物業管理等尤為稀缺，從沙中線的工程問題或可窺知一二。在二十一世紀人工智能席捲所有行業的同時，行業轉型已成既定現實，以前的體力勞動工作已可以由機器完成；反而對電子設備操作及分析的要求不斷提高。然而，傳統文憑試出身的大學畢業生並無相關教育及經驗，對僱主來說並無相應吸引力。

面對如此境況，社會必須反思，是否單方面增加學額就能解決問題，還是需要增加非傳統學術學科的選擇，才能符合社會未來發展的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