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妙琴

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多年來停滯不前，按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張恩榮分析，實與兩個失衡問題有關：第一，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下稱教資會）對各間大學的研究撥款考慮，主要是以「研究評審工作」（RAE）結果作為評審標準，而評分取決於學術論文的數量及其在國際期刊刊出的數量等。
 
失衡一：科研績效評核側重論文

「現行的研究撥款機制偏重於論文發表，結果學術研究只停留在理論、研究、論文發表的階段，大學的研究成果大多沒有商品化。」張恩榮說，香港有必要重新檢討現有的大學科研撥款評審制度，不然為了出版學術論文，教授已疲於奔命，更遑論研究商品化及加強與工商界合作。
 
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比較社會政策碩士學位的張恩榮，比較過英國和香港政府在科研撥款上採用的績效評核指標。他說英國已開始著重學術以外的影響力，自2014年起在「卓越研究框架」（REF）加入科研成果對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力（20%）；雖然學術成果仍是最主要的指標（65%）；其餘為其對研究基礎所起的激活及持續性作用（15%）。
 
他引述英國皇家工程院院長Dame Ann Dowling的一份報告說，自從英國把社會影響力納入評核標準，學術界與商界合作的積極性得以提升，其成效顯著，起了立竿見影的作用。故此，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報告建議港府改革績效評核指標，參照英國的做法，引入量度對社會經濟等影響力的指標，例如專利授權、版權收益、出版書籍、社區服務等等，增加學者從事下游研究的誘因。    

失衡二：研究撥款競爭成分偏低

第二是教資會的研究撥款分配失衡。張恩榮指出，現時大部分研究撥款不是以競逐形式發放。目前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研究撥款來源，主要是來自整體補助金其中的研究撥款用途（亦稱R. Block，直資研究撥款）及經研究資助局（RGC，下稱研資局）發放的撥款，前者以RAE評核系統作為決定資助金額的依據。
 
教資會曾於2011年建議在科研撥款方面加入競爭成分，從2012年起的九年間逐步擴大直資研究撥款的競爭比重至50%。以2012至2015預算年度為例，在160億元的整體補助金當中，有40億元是直資研究撥款，但含競爭成分的直資研究撥款仍只佔大約一成。即使將直資研究撥款和研資局的資助金加起來，以競逐形式發放的資助金仍只佔整體撥款的三成左右，與英國、美國、韓國相比差之千里。

張恩榮稱，在科研撥款中增加競爭式資助的比重，有利於推動卓越科研成果。雖則研資局的資助金全是競逐式的，但規模只有教資會直資研究撥款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撥款分配過於零散，令平均項目撥款最高也不超過7500萬港元。

參考外國例子　掌握平衡的藝術

「我們建議政府向研資局的研究基金額外注資500億港元作為儲備（現為230億港元），以加大研資局的資助金規模至與直資研究撥款相若。」他補充說，目前研資局每年撥款約11億元，當研究基金增加至730億元時，期望每年能撥出30-40億元，與直資研究撥款數目相近。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在加大研資局的資助金規模之餘，照顧不同類型科研的特點和撥款需要，增加對大型科研項目的支持。 
 
發展創新科技可提升香港競爭力及經濟活力，使經濟結構朝向高增值，甚至有助解決香港產業單一化問題。「不少研究都指出，發展創新科技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社會向上流動力，創造更多高端的就業機會。」
 
張恩榮稱，基礎研究和學術論文當然應獲得重視，但在推動卓越研究和回應社會與經濟需要之間需要取得平衡。至於平衡點在哪裡，可參考外國的成功實例。
 
創新科技產業潛力巨大

任何城市要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人才和資金缺一不可。張恩榮認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愁沒有資金，更不乏優秀人才。「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起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每隔三年便對完成基礎教育的十五歲學生進行能力評估。2012年，香港學生在科學和數學分別排名第二及第三。」

他說，本地大學在科學和工程學的世界排名亦甚高，尤其是電子工程學系、計算機科學系、數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化學系等，多間本地大學都位列全球三十名以內，例如香港科技大學的計算機科學系全球排名第八，香港大學的化學系全球排名二十三。

香港的教資會亦按照國際準則，最近評審了（2007年10月至2013年9月）由八間受資助院校提交的研究項目，其中34%達到「國際卓越」水平，另有12%更獲國際專家評為「世界領先」水平。這些都在在反映無論是學生的科學訓練，抑或是大學的學術成就，香港即使說不上是世界頂尖，也肯定是卓越的，為創新科技發展提供了優秀人才的基礎。
 
張恩榮總結說，香港具備充足的條件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惟必須重新找到上述的平衡點，創新科技業才有望展翅高飛。

原文刊於《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季刊》2016年1月第108期，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