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量”与“服务成效”从来都不是同义词

“服务量”与“服务成效”从来都不是同义词
撰文:张博宇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李君儿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在五月中的时候,就整笔过拨款制度这一个社褔界的烫手山芋进行了公听会。集会及反对声音都是当时媒体的重点报导内容,但略为对香港社褔界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这些反对声音已经存在多年,并不是该段时间突然爆发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笔者当然不便发表意见,但有一个问题,就算笔者再怎样反覆研究思量,都相信是确切存在,并不是哗众取宠之说。这个就是“跑数”问题。
审计处在2017年10月就有关整笔过拨款制度发表的报告书提及,制度中有82%的服务协议并没有服务成效标准,只以服务量作准(1) 。何为“服务成效”?何为“服务量”?举一个简单例子,假设一个心理辅导服务有100个人接受过,总服务时数达5000小时,“100”及“5000”都是“服务量”的指标。但在这10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该心理辅导而好转呢?如果一个都没有,该服务的“服务成效”应该视作为零。所以服务量高并不代表服务成效高。82%这个数字颇为惊人,因其代表了政府对大多数社褔服务的要求都只是重量不重质。这是“跑数”问题的其中一个主要成因。
但要量度服务成效又谈何容易。当成效涉及心理状态,以及主观感受时(例如快乐、忧虑及幸福感等),其实都特别困难以量度,过程及基准亦都会有颇多争议。不过,困难并不代表没有可能,更不代表可以以此为由,而不作尝试。英美等地区多年来一直都有量度服务成效的坚持,而且会建立数据库,务求令指标更能精准地反映成效。
这种“尝试”近期亦开始伸延至艺术这个主观感受较为强烈的界别上。上月在上海的中国新时代企业家论坛上,有团体便提出建立由特定指标组成的评估模型,利用大数据支持的运算系统,量度艺术品的价值。虽然现时的指标是非常初步,要达至客观反映艺术品的价值还有遥遥长路,但至少这是突破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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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值得让我们反思。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困难都需要作出尝试,才能找到解决方法。不踏出第一步,却想一步登天,其实有点痴人说梦。我们都清楚“服务量”及“服务成效”从来都不是同义词,甚至我们能否以服务量作为服务成效的参考都存在疑问,因为要增加服务量的其中一个方去,就是放弃服务成效,这是人之常情。难道我们就应该因为困难,而罔顾“跑数”所会引发的严重后果,并不作任何尝试吗?
撰文:张博宇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李君儿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在五月中的时候,就整笔过拨款制度这一个社褔界的烫手山芋进行了公听会。集会及反对声音都是当时媒体的重点报导内容,但略为对香港社褔界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这些反对声音已经存在多年,并不是该段时间突然爆发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笔者当然不便发表意见,但有一个问题,就算笔者再怎样反覆研究思量,都相信是确切存在,并不是哗众取宠之说。这个就是“跑数”问题。
审计处在2017年10月就有关整笔过拨款制度发表的报告书提及,制度中有82%的服务协议并没有服务成效标准,只以服务量作准(1) 。何为“服务成效”?何为“服务量”?举一个简单例子,假设一个心理辅导服务有100个人接受过,总服务时数达5000小时,“100”及“5000”都是“服务量”的指标。但在这10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该心理辅导而好转呢?如果一个都没有,该服务的“服务成效”应该视作为零。所以服务量高并不代表服务成效高。82%这个数字颇为惊人,因其代表了政府对大多数社褔服务的要求都只是重量不重质。这是“跑数”问题的其中一个主要成因。
但要量度服务成效又谈何容易。当成效涉及心理状态,以及主观感受时(例如快乐、忧虑及幸福感等),其实都特别困难以量度,过程及基准亦都会有颇多争议。不过,困难并不代表没有可能,更不代表可以以此为由,而不作尝试。英美等地区多年来一直都有量度服务成效的坚持,而且会建立数据库,务求令指标更能精准地反映成效。
这种“尝试”近期亦开始伸延至艺术这个主观感受较为强烈的界别上。上月在上海的中国新时代企业家论坛上,有团体便提出建立由特定指标组成的评估模型,利用大数据支持的运算系统,量度艺术品的价值。虽然现时的指标是非常初步,要达至客观反映艺术品的价值还有遥遥长路,但至少这是突破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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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值得让我们反思。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困难都需要作出尝试,才能找到解决方法。不踏出第一步,却想一步登天,其实有点痴人说梦。我们都清楚“服务量”及“服务成效”从来都不是同义词,甚至我们能否以服务量作为服务成效的参考都存在疑问,因为要增加服务量的其中一个方去,就是放弃服务成效,这是人之常情。难道我们就应该因为困难,而罔顾“跑数”所会引发的严重后果,并不作任何尝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