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江俊燊、助理研究员 周旭晴

新冠病毒来袭、澳洲山火连绵、长江洪水泛滥……2020年不经不觉已过半，恐惧笼罩着这半年来的每分每秒，而且没有完结的征兆。不少人盼望回归正常，但所谓“正常”或许从来都不正常。当下的大重置（The Great Reset）正正提供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塑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有谓银行乃百业之母，银行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尤其在香港，企业普遍倾向透过银行借贷融资——2019年，香港非金融私人部门银行信贷额对本地生产总值比例达253%，远较英美等地为高。如是者，善用银行的力量推动可持续发展，在香港就更是重中之重。

可持续银行三部曲

那么，可持续银行（sustainable banking）到底是什么？大体可从三个互相扣连的层面解释。

首先，是韧性。可持续银行应该确保自身能有效抵御气候变化等环境和社会挑战。举例来说，气候变化会改变水灾的规模、分布和频率，而水灾又会毁坏资产并为银行带来财务风险。银行必须评估和减低这些风险敞口，毕竟一家破产的银行可无法拯救世界。

不过一家可持续银行绝不应止步于此，而该进一步善用其影响力，推动社会经济迈向可持续发展。在影响的深度方面，不少关键领域如可再生能源亟待资金流入以支持低碳转型。银行应把握这些机遇，引导资金流入这些环境社会效益显着的项目，为可持续发展建立基础。打个比喻，如果银行是农夫，为这些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就像灌溉树苗，期望有一天大树长成，反过来也能为自己遮风挡雨。

在影响的宽度方面，可持续银行除了种植大树，亦应多种花草，意即银行应善用其作为债主的影响力，把握每宗贷款的机遇，推动企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近年可持续发展挂鈎贷款兴起，以利率宽减鼓励企业改善可持续表现，即属一例。过去两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挂鈎贷款平均年增长超过500%，在欧洲尤其蔚然成风。在香港，多家银行、企业已达成可持续发展挂鈎贷款协议；如何进一步普及，是未来一大课题。

政策的角色

当前全球推动可持续银行发展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监督（supervision），二是驱动资金流（mobilization）。前者主要为银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管治、策略、管理、披露等设定监督要求，而后者则旨在界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要产业，并透过提供诱因引导银行资金流向这些项目。

今年5月，金管局公布了《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业的共同评估框架》，近日亦出版了《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业白皮书》。目前香港的政策方向以监督为主，而且着眼于改善银行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管理，以加强银行面对环境和社会挑战的韧性。

放眼将来，监管机构除了要求银行管理风险，亦应鼓励银行管理其业务对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并且提供诱因鼓励资金流向可持续项目。从宏观角度看，环境、社会、经济环环相扣，新冠病毒展示了环境社会的崩坏最终亦必然祸及经济。面对如斯共业，协调不同银行共同减缓这些系统性风险亦应是监管者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