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医疗资源 为港人精神健康拆弹

增医疗资源 为港人精神健康拆弹
撰文:精神病康复者和家属自助组织“家盟”执委 甄伟雄、干事 刘锦虹

国际繁华大都会的背后,急促的步伐,忙碌的生活节奏,让很多香港人活在巨大的压力下。据政府于2015年发布的《香港精神健康调查》,一般精神病患病率是13.3%,即近百万香港人精神不健康。可是,在香港公营医疗体系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医生要照顾原来病人已应接不暇,更遑论照顾未来新症呢?
精神科医生缺 病人未及时治疗
面对不少潜在精神病患者,若政府再不大幅增加公营医疗体系下精神科资源,则如埋下计时炸弹,最终令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及整个社会都变成输家。
官方文件显示,2012至13年度接受公营医系治疗的精神病病人为19.7万名,人数于2015至16年度已大幅增至22.8万人,增加逾3万人,不过,医管局精神科医生数目同期只增加12个至只有344名,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
再者,世界衞生组织建议精神科医生与人口的标准比例为1:10,000,香港现时比例约为1:20,000,不但大幅落后于世衞标准,更与发达国家英国(比例为1:7,000)及美国(比例为1:8,000)比下去。
旧症以外,每年新增的新症更持续上升,由2012至13年的47,200人,上升至2016至17年的48,600人。根据医管局最新资料显示,精神科专科门诊稳定新症的轮候时间,最长为九龙西的112星期,即超过两年;轮候时间最短的港岛东亦要等54星期,即超过一年。新症轮候时间可谓遥遥无期,精神病病人未能获得及时治疗,不仅令病人的病情恶化,更会成为家庭的计时炸弹,带来不可预计的影响。因此,家人在危急时,只可带病人到急症室求医。
面对数以万计的病人,精神科医生4小时的门诊,须会见20至30位病人,每位病人平均只有10分钟时间。须知道,精神问题有别于伤风感冒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受伤,病人需要向医生打开心扉,并纾发感受,然后以非药物及药物控制病人的病情。
短暂的诊症时间令医生根本无法与病人展开深入对话,解开他们的心结。
此外,在现行的制度,病人覆诊未必由主诊医生会诊,他们不了解每个病人的个案,又须浪费宝贵的诊症时间重新认识病人,简直是费神失事。由于每个病人的药物分量调整须获主诊医生批准,非主诊医生会诊又未能因应情况减少药物分量,导致病人服用过度剂量的药物。不少家属为得到更好的照顾,只好付出数倍价钱,到私营系统求医,其好处是私家医生诊症时间较长,约30分钟,而且药物剂量按病情调整。有能力的家庭尚可,但对于基层市民来说,每次过千元的医疗费用绝对是百上加斤。
为省成本弃新药 牺牲病人健康
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一般都会写上“毒药”,受香港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规管,只能由注册医生处方。这些药物分为口服及注射,服用后有很多不同的副作用,如器官受损、脚肿、好甜吃,导致病人可能一天要喝两罐可乐,易患上糖尿病。现时医管局处方的药物是30多年前的产品,生产商已经失去专利权,可由不同药厂复制药物。在价低者得的原则下,医管局的处方药物非由原厂生产,又不愿意使用副作用较少,并已在台湾及新加坡使用的药物,变相为节省资源牺牲病人的健康,令人愤慨。
近年,不少医生都建议病人使用注射长效针,注射后会表面上令病人变“乖”,可以延长下次覆诊时间,减轻医生工作压力。然而,其药性较强,有严重的副作用,使病人手脚僵硬及失禁,更会令病人长期依赖药物,康复之路更加漫长。
据团结香港基金数据显示,本港欠缺逾3,000名医生,而“家盟”(新生精神康复会)会员每天在求医的过程所遇上的困难,就是医生不足带来的恶果。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让医委会可以操控医生人数,造成垄断,漠视市民福祉。政府应设定目标或标准,要求医管局在3年内增加若干数目的医生,为市民提供理想的服务。
我们认同团结香港基金建议,为增加医生人手,医委会应放宽引入海外专科医生的限制,为应试医生提供温习资料及历届试题,让考试制度变得更公开透明。同时,我们应考虑恢复英联邦医生免试执业,吸引更多医生来港服务。
预防胜治疗 应由幼儿教育着手
预防往往胜于治疗,要有效减少精神病患者数目,我们需由幼儿教育开始着手,培养孩子的心理质素与健康,教懂他们接受失败及处理压力。药物只能稳定病情,要让病人重过正常生活,以心理辅导解开病人心结是关键。
在外国的精神病治疗,辅导员是处理精神病病人第一个把关,然后到临床心理学家,最后才转介至精神科医生。香港有的辅导员角色不清,而且多由社工兼任,缺专业训练及认证,未必在病人开始出现精神病病征时,减轻他们的病情,最终只会转介公营医疗体系。
加强照顾者支援 宜降津贴门槛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人患上精神病,除病人饱受折磨外,病人的照顾者同样面对种种压力。可是,现时政府的照顾者支援津贴申请门槛十分高,如每月照顾时数必须高于80小时、资助只为低收入人士而设,申请人却不能同时领取综援,申请早已设下重重关卡。
根据《2015年香港统计月刊专题文章:残疾人士及长期病患者》指,香港至少有50万名的“同住照顾者”,现在只有8,500人受惠(1.7%)。再者,资助金额并不足以应付生活,申请人又不能同时领取其他如综援等资助,根本不合理。
此外,为帮助病人康复,精神病患家属一般都为陪伴病人外出,其交通开支也十分庞大,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让照顾者也可享有“2元乘车优惠”,减轻照顾者负担。
未来,百万人精神健康问题是社会的计时炸弹,政府在增加精神科的人力资源绝对是刻不容缓。在引入更多精神科医生外,政府更须重新审视辅导员的角色,并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才是“拆弹”的不二法门。
撰文:精神病康复者和家属自助组织“家盟”执委 甄伟雄、干事 刘锦虹

国际繁华大都会的背后,急促的步伐,忙碌的生活节奏,让很多香港人活在巨大的压力下。据政府于2015年发布的《香港精神健康调查》,一般精神病患病率是13.3%,即近百万香港人精神不健康。可是,在香港公营医疗体系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医生要照顾原来病人已应接不暇,更遑论照顾未来新症呢?
精神科医生缺 病人未及时治疗
面对不少潜在精神病患者,若政府再不大幅增加公营医疗体系下精神科资源,则如埋下计时炸弹,最终令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及整个社会都变成输家。
官方文件显示,2012至13年度接受公营医系治疗的精神病病人为19.7万名,人数于2015至16年度已大幅增至22.8万人,增加逾3万人,不过,医管局精神科医生数目同期只增加12个至只有344名,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
再者,世界衞生组织建议精神科医生与人口的标准比例为1:10,000,香港现时比例约为1:20,000,不但大幅落后于世衞标准,更与发达国家英国(比例为1:7,000)及美国(比例为1:8,000)比下去。
旧症以外,每年新增的新症更持续上升,由2012至13年的47,200人,上升至2016至17年的48,600人。根据医管局最新资料显示,精神科专科门诊稳定新症的轮候时间,最长为九龙西的112星期,即超过两年;轮候时间最短的港岛东亦要等54星期,即超过一年。新症轮候时间可谓遥遥无期,精神病病人未能获得及时治疗,不仅令病人的病情恶化,更会成为家庭的计时炸弹,带来不可预计的影响。因此,家人在危急时,只可带病人到急症室求医。
面对数以万计的病人,精神科医生4小时的门诊,须会见20至30位病人,每位病人平均只有10分钟时间。须知道,精神问题有别于伤风感冒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受伤,病人需要向医生打开心扉,并纾发感受,然后以非药物及药物控制病人的病情。
短暂的诊症时间令医生根本无法与病人展开深入对话,解开他们的心结。
此外,在现行的制度,病人覆诊未必由主诊医生会诊,他们不了解每个病人的个案,又须浪费宝贵的诊症时间重新认识病人,简直是费神失事。由于每个病人的药物分量调整须获主诊医生批准,非主诊医生会诊又未能因应情况减少药物分量,导致病人服用过度剂量的药物。不少家属为得到更好的照顾,只好付出数倍价钱,到私营系统求医,其好处是私家医生诊症时间较长,约30分钟,而且药物剂量按病情调整。有能力的家庭尚可,但对于基层市民来说,每次过千元的医疗费用绝对是百上加斤。
为省成本弃新药 牺牲病人健康
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一般都会写上“毒药”,受香港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规管,只能由注册医生处方。这些药物分为口服及注射,服用后有很多不同的副作用,如器官受损、脚肿、好甜吃,导致病人可能一天要喝两罐可乐,易患上糖尿病。现时医管局处方的药物是30多年前的产品,生产商已经失去专利权,可由不同药厂复制药物。在价低者得的原则下,医管局的处方药物非由原厂生产,又不愿意使用副作用较少,并已在台湾及新加坡使用的药物,变相为节省资源牺牲病人的健康,令人愤慨。
近年,不少医生都建议病人使用注射长效针,注射后会表面上令病人变“乖”,可以延长下次覆诊时间,减轻医生工作压力。然而,其药性较强,有严重的副作用,使病人手脚僵硬及失禁,更会令病人长期依赖药物,康复之路更加漫长。
据团结香港基金数据显示,本港欠缺逾3,000名医生,而“家盟”(新生精神康复会)会员每天在求医的过程所遇上的困难,就是医生不足带来的恶果。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让医委会可以操控医生人数,造成垄断,漠视市民福祉。政府应设定目标或标准,要求医管局在3年内增加若干数目的医生,为市民提供理想的服务。
我们认同团结香港基金建议,为增加医生人手,医委会应放宽引入海外专科医生的限制,为应试医生提供温习资料及历届试题,让考试制度变得更公开透明。同时,我们应考虑恢复英联邦医生免试执业,吸引更多医生来港服务。
预防胜治疗 应由幼儿教育着手
预防往往胜于治疗,要有效减少精神病患者数目,我们需由幼儿教育开始着手,培养孩子的心理质素与健康,教懂他们接受失败及处理压力。药物只能稳定病情,要让病人重过正常生活,以心理辅导解开病人心结是关键。
在外国的精神病治疗,辅导员是处理精神病病人第一个把关,然后到临床心理学家,最后才转介至精神科医生。香港有的辅导员角色不清,而且多由社工兼任,缺专业训练及认证,未必在病人开始出现精神病病征时,减轻他们的病情,最终只会转介公营医疗体系。
加强照顾者支援 宜降津贴门槛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人患上精神病,除病人饱受折磨外,病人的照顾者同样面对种种压力。可是,现时政府的照顾者支援津贴申请门槛十分高,如每月照顾时数必须高于80小时、资助只为低收入人士而设,申请人却不能同时领取综援,申请早已设下重重关卡。
根据《2015年香港统计月刊专题文章:残疾人士及长期病患者》指,香港至少有50万名的“同住照顾者”,现在只有8,500人受惠(1.7%)。再者,资助金额并不足以应付生活,申请人又不能同时领取其他如综援等资助,根本不合理。
此外,为帮助病人康复,精神病患家属一般都为陪伴病人外出,其交通开支也十分庞大,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让照顾者也可享有“2元乘车优惠”,减轻照顾者负担。
未来,百万人精神健康问题是社会的计时炸弹,政府在增加精神科的人力资源绝对是刻不容缓。在引入更多精神科医生外,政府更须重新审视辅导员的角色,并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才是“拆弹”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