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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研究机构为何席卷全球?

2019年12月18日 (周三)
文章原載《经济通》 2019年12月18日 (周三)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 水志伟、 研究员 李亚诗、助理研究员 简耀进

面对全球暖化,人口老化或缺水危机等重大问题,各国科学家都绞尽脑汁,务求透过科技研发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不过,要解决这些繁复而浩瀚的挑战,研发人员当然不能独自其身,必须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专家齐心合力,集合众人的智慧,才能得以成功。所以,为了促进科研合作,各国近年都纷纷成立大型研究机构。

有人可能会问,大型研究机构是什麽呢?以2004年在美国成立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例子来说明就最好不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向来是竞争对手,两所大学亦在90年代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基因研究所。不过,两所大学的科学家经过数年的切磋磨合后,意会到传统个人、单学科的科研模式并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科研挑战,并一致认为需要一种崭新的机构以推动庞大规模的科研合作。就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便携手建立了博德研究所,成功地化竞争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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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研究所持续推动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学、工程学和医学的深层次合作,并与超过40个国家进行多项合作项目。在2019年,博德研究所共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私人捐募和企业共36亿港元的资助。雄厚的资金让研究所能够共享国际尖端的科研设施,提供长期和大规模的合作机遇,从而吸纳各地的人才。现时,研究所汇聚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其中有60位更被认定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可谓人才济济。

在人才和资金两项前设一应俱全的情况下,博德研究所在解决许多浩瀚的科学挑战中贡献良多。其中,博德研究所的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多功能基因组编辑技术,有望可以修正八成以上的已知与疾病相关的人类遗传变异体。另外,为了应对迅速蔓延的伊波拉病毒,博德研究所组成研究小组,并与西非当地的卫生部与研究院合作,分析伊波拉病毒的基因组,有助快速检测伊波拉病毒,遏制病毒的传播,并加速疫苗开发与治疗。此外,博德研究所发现的快速基因配对方法能帮助癌症病患者配对所需的处方药和临床试验药,后来更为全球最大的癌细胞基因检测公司采用,成功推出市场。博德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涉猎生物学各项重大科研挑战,并缔造长久而又深远的影响,全赖崭新突破的合作模式。

博德研究所举世瞩目的成就启发了许多其他地方都参考其合作模式,相继建立大型研究机构。例如,英国便在2016年由伦敦三所世界着名的大学共同建立了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已被誉为全球生物学的“大教堂”。西班牙、卡塔尔和荷兰也相继在环境流行学、计算学和物理学的领域范畴设立大型研究机构,此举的大势可见一斑。

shutterstock_186395066content_0.jpg


反观香港,尽管我们在基础研究上取得非凡成就,但一直以来都缺乏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科研合作,严重窒碍科研发展。眼见各国都纷纷成立大型研究机构,香港是否都需要跟随大势所趋呢?


文章原載《经济通》 2019年12月18日 (周三)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 水志伟、 研究员 李亚诗、助理研究员 简耀进

面对全球暖化,人口老化或缺水危机等重大问题,各国科学家都绞尽脑汁,务求透过科技研发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不过,要解决这些繁复而浩瀚的挑战,研发人员当然不能独自其身,必须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专家齐心合力,集合众人的智慧,才能得以成功。所以,为了促进科研合作,各国近年都纷纷成立大型研究机构。

有人可能会问,大型研究机构是什麽呢?以2004年在美国成立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例子来说明就最好不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向来是竞争对手,两所大学亦在90年代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基因研究所。不过,两所大学的科学家经过数年的切磋磨合后,意会到传统个人、单学科的科研模式并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科研挑战,并一致认为需要一种崭新的机构以推动庞大规模的科研合作。就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便携手建立了博德研究所,成功地化竞争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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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研究所持续推动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学、工程学和医学的深层次合作,并与超过40个国家进行多项合作项目。在2019年,博德研究所共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私人捐募和企业共36亿港元的资助。雄厚的资金让研究所能够共享国际尖端的科研设施,提供长期和大规模的合作机遇,从而吸纳各地的人才。现时,研究所汇聚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其中有60位更被认定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可谓人才济济。

在人才和资金两项前设一应俱全的情况下,博德研究所在解决许多浩瀚的科学挑战中贡献良多。其中,博德研究所的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多功能基因组编辑技术,有望可以修正八成以上的已知与疾病相关的人类遗传变异体。另外,为了应对迅速蔓延的伊波拉病毒,博德研究所组成研究小组,并与西非当地的卫生部与研究院合作,分析伊波拉病毒的基因组,有助快速检测伊波拉病毒,遏制病毒的传播,并加速疫苗开发与治疗。此外,博德研究所发现的快速基因配对方法能帮助癌症病患者配对所需的处方药和临床试验药,后来更为全球最大的癌细胞基因检测公司采用,成功推出市场。博德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涉猎生物学各项重大科研挑战,并缔造长久而又深远的影响,全赖崭新突破的合作模式。

博德研究所举世瞩目的成就启发了许多其他地方都参考其合作模式,相继建立大型研究机构。例如,英国便在2016年由伦敦三所世界着名的大学共同建立了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已被誉为全球生物学的“大教堂”。西班牙、卡塔尔和荷兰也相继在环境流行学、计算学和物理学的领域范畴设立大型研究机构,此举的大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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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香港,尽管我们在基础研究上取得非凡成就,但一直以来都缺乏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科研合作,严重窒碍科研发展。眼见各国都纷纷成立大型研究机构,香港是否都需要跟随大势所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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