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霖：社企发挥正能量 为香港创出路
张瑞霖：社企发挥正能量 为香港创出路
采访：廖美香
张瑞霖，大学主修工业工程，早期任职跨国公司管理层。36岁创业，15年间成为中国内地包装材料业的领导企业。2007年在事业高峰时把股权出售，投身公益。他以私人资本创办社会企业，其中“黑暗中对话”备受讃赏。他并且是香港尊贤会创办人及行政总裁，专注建立安老产业，服务老龄化社会。本文为张先生接受本网站专访内容。
什么原因催生社企？前景如何？
社企的兴起，我认为是源于社会两方面的转变。第一是政府的理财政策。政府在制定资源分配时，一般希望福利提供者采用更简易及创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从而降低公共财政的开支。这方面的要求，催使更多团体兴办社企。
第二是商业的改变。因为地球资源有限，现今消费主义已难以支撑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消耗。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新一代有许多基本物质已经得到保障。他们不怕捱饿、不怕失业、不怕无屋住；所以他们趋向追求人生的意义，尊重价值观, 公义等。对于商业产品，他们重视关注生产的公司是否对公众有贡献，是否环保等。
由于这种转变，现时商界普遍开始将人性化、社会价值等元素加入自己的商业模式之中,称是“社会商业”。比较以往只是解决人类生活需求的目的，现在则加入寻求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元素，这样的“社会商业”，连同其他非牟利团体等，都可说是社会企业。
近年，社会企业已成为全世界的趋势。美国、欧洲、日本，许多落后国家等正在兴起这个概念，不久将来会到处普及。然而,目前我在香港就看不到这个趋势。政府只是经常说要更具效率的提供福利，要省钱。香港的社企因而缺乏适当的支援。
香港推行社企创新，有可能吗？
我认为政府必须了解，第一，社企说 是运动也好，革新也好,它的发展对香港的未来意味什么？会否因为这些工作而能使到更多年轻人有更多出路呢？因为现时的问题是，香港有太多偏向家长模式的事情，例如现时的青年事务，我们采行的精英主义，其实 是用一个模式, 复制未来的青年领袖出来，但问题是现在的青年人并不接受这一套。他们须要更加多空间, 而 我认为整个社企运动其实是给了青年更多空间。
配合社企发展，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藉着社会创新来进行革新，如何将更多民生的需求，比如养老的需求、关顾需求、环保需求等变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一个公共开支的压力。
是动力还是压力,视乎政府是怎样定位。例如养老，在很多国家都视为是一个创造经济增长的机会，所以将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例如日本以通产相来带领这个项目，养老服务涉及经济、民政、医疗三大范畴，由一个极高层次的官员负贵。日本之外,中国和美国都如是，而欧洲各国也是经常由一个内阁大臣来统筹领导安老的项目。
然而，香港的安老服务却是在劳福局辖下；而劳福局是做什么的呢？是花钱做福利的，它辖下有一个安老事务委员会只是谘询性的，没有决策权和财政预算。由此看到,这项服务在香港是摆错了位置，政府有必要改变架构以适应创意、创新的需求。
我觉得无论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接受支持与否，社企都会迅速发展。我认为如果政府希望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必须对这个事业有更清晰的定位和政策配合。
香港应推出怎样的青年政策，以减轻未来的社福压力？
现时香港年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有能力的领袖型青年，越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他们不会满足于富二代形式的生活，他们存在于不同界别，往往会影响他们身边的群体。
事实上,香港精英制度制造了少量的成功者，却产生大量的失败者。举例说，外国的清洁工、水喉匠等，很多时赚钱会比大学毕业生多。而香港的大学毕业生， 无论能力强不强，工资都较清洁工人等高出很多。在外国, 白天可以是一个清洁工、水喉匠，下班后可以揺身变为艺术家、话剧家、体育健将等，有许多机会施展才华。在他们来说，人生是多方面的，而香港则只存在一大班失败者。
对于这些青年，例如在“占中”事件中，突然找到认同感, 就是：我们要民主。尽管民主是什么他们都未能搞清楚。他们只是突然间觉得很英勇,碰到很多志同道合者，然后互相鼓动。所以他们很开心，认为是重新找到自己，也相信“占中”是正确的。虽然他们有这肤浅一面，但亦不能忽视他们稩极的一面。所以我 认为有须要从根本去检讨现时的社会状况，需要有效施政，增强社会的多元化，令不同的人有不同出路。
在现时香港管治困难之下，社企可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日本，年青人入行做护老工作，收入会很好。但现时香港护老工作却是低三下四的工作。年青人宁愿做洗碗，扫地等都不愿投身护老院的工作。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工作环境自然会有年青人入行。
日本在过去十年,起码有50万年青人入行做护老工作。在当地，护老是一个尊贵的职业；然而香港政府没有这个概念，只是做了许多文件架构,订明每个养老院要怎样，每个职位多少工资等，但实际是多少,资助多少就付之空白，只是要求市场自己决定，不足以解决问题。
我认为, 现时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一个全盘的社会规划。英国人撤出之后，香港由我们掌舵，但是我们的政务官一直以来只是执行者，现时没得跟从英国人的经验，因而很多时变得根本没有全盘计划。
现时采行的精英谘询制度也是导致很多坏事的原因。我们所有谘询会都是由商界、学术界，及其他不同界别的人士出任，开会时每人发表一些意见，然后就散会。意见纷纭，没有深入的讨论，是不可能达成政策的；同时由于政策官员大多并非专家, 流于闭门造车, 努力操控，结果就变成一塌糊涂。
我认为在政府缺乏清晰规划下, 社企可以发挥特有的角色,提供补救之道，就是自发试行不同的服务方法, 而政府则需要紧贴情况，一旦知道某个方法可行就要迅速提供资源，将项目正式定位推行。
香港需要更多正能量，社企相对于其他组织，我们正是充满正能量。我们讲行动，稹极面对每一个问题,同时试行自己寻求解决方案。我们不会无的放矢批评政府，这意味我们视香港是我们的；我们深信破坏或打击政府，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会倾向努力求诸自己，积极为社会解决问题。
采访：廖美香
张瑞霖，大学主修工业工程，早期任职跨国公司管理层。36岁创业，15年间成为中国内地包装材料业的领导企业。2007年在事业高峰时把股权出售，投身公益。他以私人资本创办社会企业，其中“黑暗中对话”备受讃赏。他并且是香港尊贤会创办人及行政总裁，专注建立安老产业，服务老龄化社会。本文为张先生接受本网站专访内容。
什么原因催生社企？前景如何？
社企的兴起，我认为是源于社会两方面的转变。第一是政府的理财政策。政府在制定资源分配时，一般希望福利提供者采用更简易及创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从而降低公共财政的开支。这方面的要求，催使更多团体兴办社企。
第二是商业的改变。因为地球资源有限，现今消费主义已难以支撑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消耗。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新一代有许多基本物质已经得到保障。他们不怕捱饿、不怕失业、不怕无屋住；所以他们趋向追求人生的意义，尊重价值观, 公义等。对于商业产品，他们重视关注生产的公司是否对公众有贡献，是否环保等。
由于这种转变，现时商界普遍开始将人性化、社会价值等元素加入自己的商业模式之中,称是“社会商业”。比较以往只是解决人类生活需求的目的，现在则加入寻求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元素，这样的“社会商业”，连同其他非牟利团体等，都可说是社会企业。
近年，社会企业已成为全世界的趋势。美国、欧洲、日本，许多落后国家等正在兴起这个概念，不久将来会到处普及。然而,目前我在香港就看不到这个趋势。政府只是经常说要更具效率的提供福利，要省钱。香港的社企因而缺乏适当的支援。
香港推行社企创新，有可能吗？
我认为政府必须了解，第一，社企说 是运动也好，革新也好,它的发展对香港的未来意味什么？会否因为这些工作而能使到更多年轻人有更多出路呢？因为现时的问题是，香港有太多偏向家长模式的事情，例如现时的青年事务，我们采行的精英主义，其实 是用一个模式, 复制未来的青年领袖出来，但问题是现在的青年人并不接受这一套。他们须要更加多空间, 而 我认为整个社企运动其实是给了青年更多空间。
配合社企发展，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藉着社会创新来进行革新，如何将更多民生的需求，比如养老的需求、关顾需求、环保需求等变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一个公共开支的压力。
是动力还是压力,视乎政府是怎样定位。例如养老，在很多国家都视为是一个创造经济增长的机会，所以将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例如日本以通产相来带领这个项目，养老服务涉及经济、民政、医疗三大范畴，由一个极高层次的官员负贵。日本之外,中国和美国都如是，而欧洲各国也是经常由一个内阁大臣来统筹领导安老的项目。
然而，香港的安老服务却是在劳福局辖下；而劳福局是做什么的呢？是花钱做福利的，它辖下有一个安老事务委员会只是谘询性的，没有决策权和财政预算。由此看到,这项服务在香港是摆错了位置，政府有必要改变架构以适应创意、创新的需求。
我觉得无论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接受支持与否，社企都会迅速发展。我认为如果政府希望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必须对这个事业有更清晰的定位和政策配合。
香港应推出怎样的青年政策，以减轻未来的社福压力？
现时香港年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有能力的领袖型青年，越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他们不会满足于富二代形式的生活，他们存在于不同界别，往往会影响他们身边的群体。
事实上,香港精英制度制造了少量的成功者，却产生大量的失败者。举例说，外国的清洁工、水喉匠等，很多时赚钱会比大学毕业生多。而香港的大学毕业生， 无论能力强不强，工资都较清洁工人等高出很多。在外国, 白天可以是一个清洁工、水喉匠，下班后可以揺身变为艺术家、话剧家、体育健将等，有许多机会施展才华。在他们来说，人生是多方面的，而香港则只存在一大班失败者。
对于这些青年，例如在“占中”事件中，突然找到认同感, 就是：我们要民主。尽管民主是什么他们都未能搞清楚。他们只是突然间觉得很英勇,碰到很多志同道合者，然后互相鼓动。所以他们很开心，认为是重新找到自己，也相信“占中”是正确的。虽然他们有这肤浅一面，但亦不能忽视他们稩极的一面。所以我 认为有须要从根本去检讨现时的社会状况，需要有效施政，增强社会的多元化，令不同的人有不同出路。
在现时香港管治困难之下，社企可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日本，年青人入行做护老工作，收入会很好。但现时香港护老工作却是低三下四的工作。年青人宁愿做洗碗，扫地等都不愿投身护老院的工作。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工作环境自然会有年青人入行。
日本在过去十年,起码有50万年青人入行做护老工作。在当地，护老是一个尊贵的职业；然而香港政府没有这个概念，只是做了许多文件架构,订明每个养老院要怎样，每个职位多少工资等，但实际是多少,资助多少就付之空白，只是要求市场自己决定，不足以解决问题。
我认为, 现时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一个全盘的社会规划。英国人撤出之后，香港由我们掌舵，但是我们的政务官一直以来只是执行者，现时没得跟从英国人的经验，因而很多时变得根本没有全盘计划。
现时采行的精英谘询制度也是导致很多坏事的原因。我们所有谘询会都是由商界、学术界，及其他不同界别的人士出任，开会时每人发表一些意见，然后就散会。意见纷纭，没有深入的讨论，是不可能达成政策的；同时由于政策官员大多并非专家, 流于闭门造车, 努力操控，结果就变成一塌糊涂。
我认为在政府缺乏清晰规划下, 社企可以发挥特有的角色,提供补救之道，就是自发试行不同的服务方法, 而政府则需要紧贴情况，一旦知道某个方法可行就要迅速提供资源，将项目正式定位推行。
香港需要更多正能量，社企相对于其他组织，我们正是充满正能量。我们讲行动，稹极面对每一个问题,同时试行自己寻求解决方案。我们不会无的放矢批评政府，这意味我们视香港是我们的；我们深信破坏或打击政府，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会倾向努力求诸自己，积极为社会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