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之为香港科研开方下药
徐立之为香港科研开方下药
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早前邀请他作为团结香港基金的顾问，为“创新、创意、创业专项研究委员会”担任主席，推动香港科研。2015年12月18日团结香港基金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香港创新科技业概况研究报告”。该报告由徐立之教授牵头，连同团结香港基金顾问伦嘉欣及高级研究员张恩荣合力撰写，为香港改善科研生态出谋献策。
问：香港科研资源偏低，应如何调整？
徐：很多教授表示，我们有不少好的研究，可是政府资源不足，而且远远不及内地。研究资助局 (RGC,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 是支持上游研究的，我们希望RGC考虑与创新科技署的拨款有一些连系，RGC可鼓励学者在中、上游的接触，由初步的发明或发现做一些连接到中游的研究，政府甚至可鼓励业界投资或投放更多资源，举例说，现有免税优惠不够，可能要增强诱因。
现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拨出每年40亿元左右R-Block，而现有RGC每年科研拨款只有10亿元左右。我们建议，RGC基金增加500亿元而令总计达至750亿元，由此RGC每年投放将从10亿元增加20-30亿元，达至UGC的R-Block每年拨款数字差不多，这样才合适。要增拨500亿是我们参考邻近地区拨款数字而得出的，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追得上附近地方对创科的支持。
问：研究资助局(RGC) 须作怎样的变革吗？
徐：现RGC是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之下的，拨款是经教育局来的。我们认为，RGC基金如要大幅增加资助，RGC应该有独立的身份，才可以整体看香港科技研究及有关的问题，而不只是看UGC辖下大学研究经费的问题，UGC大学以外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其经费来源除教育局外，可来自其他单位，如创新及科技局、食物和卫生局、环境局、劳工及福利局等等。从新组成的RGC亦不应只有学界，希望有非学界的加入；此外，要因应研究类别的情况，某些组合未必需要太多非学界或商界成员，因此如何审查及发放不同类别的研究经费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坦白说，我曾把报告给学者及RGC主席看过，都认为是可讨论的，我们应继续去探索。
问：如何令科研拨款达至更有效益？
徐：我们亦提出竞争性拨款的重要性，有人批评RGC拨款有限，但申请拨款的成功率逾30%，这在全球来说是比较高的；由于获资助的单位众多，很好的计划书得不到足够的资助。所以我们希望优质的计划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上游研究经费加把力，加大研究资助至足以跟周边地区比较，因为要聘请到好的人才，才能有好的学生。目前上游资助基金短缺及RGC又受限于UGC，无法发挥竞争性拨款最大的效益。
说到业界的所谓下游需要中游的资助，我希望RGC可与创新科技局（和署）更多地联系，以了解如何带动学界多做技术转移及下游生产的贡献。目前每间大学都正在做这些，希望更多同学及毕业生投入科创方面。其实，香港现有不少创投公司，而且它们也有不少的基金，另外，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对创科与创投两方面都会有大力的拨款支持。所以，我们希望生态链由RGC具竞争性的拨款方式开始，投放更多资源从事中游研究，令更多技术可得以转移，从而让更多同学投身科创产业。
图中左起：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张恩荣，团结香港基金顾问徐立之教授、
团结香港基金总干事郑李锦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
问：现在香港的大学是教学型的，新的建议会否增加大学的压力？
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UGC)是教育局底下的，香港的大学多数是教学型的，但别忘记75%拨款是以学生人数计算，所以大家都认为大学是教学型，但没有一间大学不做研究的，研究是大学教授找寻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大学的目的有三个：寻找知识、把知识传授下一代，以及把知识用于社会上，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UGC对大学拨款的25% (即前面所说的R-Block)则是让院校做一般研究用途。大学教授如有个别研究项目，可向RGC申请，但每项拨款非常有限；当然，如果想做有关应用的科研（即中游或下游研究项目），可向创新科技署申请项目拨款，但用钱的限制很多，可发挥的空间自然亦有限。所以，我希望新一轮的拨款，创新科技局能与RGC紧密合作，最好是由RGC统筹，有效地资助大学研究所和其他单位的研究，从上游到中游、以及下游研究，即从新知识或新发明直至知识转移到业界，甚至生产。
教授研究的题目也很重要，尖端研究或所谓的上游工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用于下游。香港理工大学在这方面的定位，我认为是非常有策略性的；理大很多的研究项目是从中游开始的，与业界的接触远比其他大学近，这点从数字可反映出来；理大在知识转移，以及在航天、铁路及其他与产业合作项目，范畴独特，相比其他大学优胜很多。可是，香港缺乏对中、下游研究（即产学研）的鼓励。其实，香港的大学各有不同的角色，应该给予不同的奖励；单凭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来判断院校在科研上的贡献，是不适当的。
问：你建议UGC推行新的绩效指标“对社会影响”，实际量度是怎样的？如何应用于香港？
徐：UGC对大学研究的评审，大致是凭RAE订下的制度，衡量学者发表的论文，虽然并非直接计算论文的数量而是看其竞争力，但归根究柢还是取决于是看学者提供的论文、在什么科学期刊刊载等等，对有多少研究成果转移至业界的标准则尚待优化。大学本身虽然鼓励教授成果转移和帮助学生创业，然而学者本身的升迁却往往只以论文的多少来决定。另外，大学虽然经常强调教学、研究及技术转移同等重要，但在教学方面评核标准不一，远不及计算论文数量来得简单。至于技术转移方面，更没有一套简单的指标，是否根据专利的市场价值、合作或报章评论的多少呢？这些在每个行业和学科都不同，更难制订标准。所以，很多教授便宁愿多写几篇论文。我在香港大学时不断请同事更多注意后者，即如何做技术转移、如何看到其贡献，以及在教学上鼓励。要平衡这三方面，大学才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无论是UGC抑或大学，可以检讨在创新科技生态上如何可做好自己的工作。
至于如何具体执行量度社会影响力？英、美等成熟国家已开始采用软性的数字，来评估一所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力（例如校友），而不只是但看论文的影响力。香港RAE制度是从英国引入的，英国已与时并进，尝试实行成效显着的评核标准，即是在院校评核的一系列KPI中，增加了学校对社会影响力，量度大学研究与产业的结合。如果UGC要把英国的制度在香港使用，我希望慢慢来，因为英国虽然已经推行了一次改良版的RAE－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但对成效尚有怀疑，现正在寻找进一步改良。此外，UGC亦必须在引进新评审方法时，与本地院校研究是否可行以及如何落实。
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如何培养科研人才。有人才才有创新；有科创人才，香港才会有新的商机。所以如果落实对院校科研拨款机制，使香港创科人才增加，商界最终会在科技创新产业发挥其功能。
问：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徐：虽然香港有很大的优势，但很多小的地方还是未有做好。生态链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卡住了，就不能流畅地进行，所以我们就很多小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希望各界帮忙解决和提出意见，想想如何令香港科创做得更好。
现行制度影响着研究发展。我认为，要改变制度上的阻滞，各方都需要努力，政府也需要推出政策配合。当然，这与社会生态也有关，例如港人把研究及创业的失败看得很重，在外国没有什么大不了。失败是成功的一部份，这种敢于创新的文化和风气要慢慢养成。至于具体如何改革，我认为需要多沟通和公众互动。
问：你成立港科院，将如何对香港科研作贡献？
徐：港科院于去年12月5日成立，现有两名荣誉院士(杨振宁及高琨)及二十七名创院院士，全是享有国际地位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中大校长沈祖尧、科大校长陈繁昌及城大校长郭位等。港科院将每两年对香港科研发展作重大贡献的人遴选院士。该院将致力推动科研，普及科技教育，并促进外国与本港科学家的交流。除此之外，港科院亦会在商界之中扮演角色，加快科研成果应用，并协助工业界研究和发展，希望带领香港成为亚洲优秀科研发展中心。我们曾考虑以“香港科学院”为名，但由于在香港已有“香港科学院有限公司”的注册，因而定名为“港科院”。
原文刊于《今日中国》2016年3月号，获作者授权转载。
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早前邀请他作为团结香港基金的顾问，为“创新、创意、创业专项研究委员会”担任主席，推动香港科研。2015年12月18日团结香港基金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香港创新科技业概况研究报告”。该报告由徐立之教授牵头，连同团结香港基金顾问伦嘉欣及高级研究员张恩荣合力撰写，为香港改善科研生态出谋献策。
问：香港科研资源偏低，应如何调整？
徐：很多教授表示，我们有不少好的研究，可是政府资源不足，而且远远不及内地。研究资助局 (RGC,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 是支持上游研究的，我们希望RGC考虑与创新科技署的拨款有一些连系，RGC可鼓励学者在中、上游的接触，由初步的发明或发现做一些连接到中游的研究，政府甚至可鼓励业界投资或投放更多资源，举例说，现有免税优惠不够，可能要增强诱因。
现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拨出每年40亿元左右R-Block，而现有RGC每年科研拨款只有10亿元左右。我们建议，RGC基金增加500亿元而令总计达至750亿元，由此RGC每年投放将从10亿元增加20-30亿元，达至UGC的R-Block每年拨款数字差不多，这样才合适。要增拨500亿是我们参考邻近地区拨款数字而得出的，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追得上附近地方对创科的支持。
问：研究资助局(RGC) 须作怎样的变革吗？
徐：现RGC是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之下的，拨款是经教育局来的。我们认为，RGC基金如要大幅增加资助，RGC应该有独立的身份，才可以整体看香港科技研究及有关的问题，而不只是看UGC辖下大学研究经费的问题，UGC大学以外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其经费来源除教育局外，可来自其他单位，如创新及科技局、食物和卫生局、环境局、劳工及福利局等等。从新组成的RGC亦不应只有学界，希望有非学界的加入；此外，要因应研究类别的情况，某些组合未必需要太多非学界或商界成员，因此如何审查及发放不同类别的研究经费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坦白说，我曾把报告给学者及RGC主席看过，都认为是可讨论的，我们应继续去探索。
问：如何令科研拨款达至更有效益？
徐：我们亦提出竞争性拨款的重要性，有人批评RGC拨款有限，但申请拨款的成功率逾30%，这在全球来说是比较高的；由于获资助的单位众多，很好的计划书得不到足够的资助。所以我们希望优质的计划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上游研究经费加把力，加大研究资助至足以跟周边地区比较，因为要聘请到好的人才，才能有好的学生。目前上游资助基金短缺及RGC又受限于UGC，无法发挥竞争性拨款最大的效益。
说到业界的所谓下游需要中游的资助，我希望RGC可与创新科技局（和署）更多地联系，以了解如何带动学界多做技术转移及下游生产的贡献。目前每间大学都正在做这些，希望更多同学及毕业生投入科创方面。其实，香港现有不少创投公司，而且它们也有不少的基金，另外，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对创科与创投两方面都会有大力的拨款支持。所以，我们希望生态链由RGC具竞争性的拨款方式开始，投放更多资源从事中游研究，令更多技术可得以转移，从而让更多同学投身科创产业。
图中左起：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张恩荣，团结香港基金顾问徐立之教授、
团结香港基金总干事郑李锦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
问：现在香港的大学是教学型的，新的建议会否增加大学的压力？
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UGC)是教育局底下的，香港的大学多数是教学型的，但别忘记75%拨款是以学生人数计算，所以大家都认为大学是教学型，但没有一间大学不做研究的，研究是大学教授找寻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大学的目的有三个：寻找知识、把知识传授下一代，以及把知识用于社会上，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UGC对大学拨款的25% (即前面所说的R-Block)则是让院校做一般研究用途。大学教授如有个别研究项目，可向RGC申请，但每项拨款非常有限；当然，如果想做有关应用的科研（即中游或下游研究项目），可向创新科技署申请项目拨款，但用钱的限制很多，可发挥的空间自然亦有限。所以，我希望新一轮的拨款，创新科技局能与RGC紧密合作，最好是由RGC统筹，有效地资助大学研究所和其他单位的研究，从上游到中游、以及下游研究，即从新知识或新发明直至知识转移到业界，甚至生产。
教授研究的题目也很重要，尖端研究或所谓的上游工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用于下游。香港理工大学在这方面的定位，我认为是非常有策略性的；理大很多的研究项目是从中游开始的，与业界的接触远比其他大学近，这点从数字可反映出来；理大在知识转移，以及在航天、铁路及其他与产业合作项目，范畴独特，相比其他大学优胜很多。可是，香港缺乏对中、下游研究（即产学研）的鼓励。其实，香港的大学各有不同的角色，应该给予不同的奖励；单凭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来判断院校在科研上的贡献，是不适当的。
问：你建议UGC推行新的绩效指标“对社会影响”，实际量度是怎样的？如何应用于香港？
徐：UGC对大学研究的评审，大致是凭RAE订下的制度，衡量学者发表的论文，虽然并非直接计算论文的数量而是看其竞争力，但归根究柢还是取决于是看学者提供的论文、在什么科学期刊刊载等等，对有多少研究成果转移至业界的标准则尚待优化。大学本身虽然鼓励教授成果转移和帮助学生创业，然而学者本身的升迁却往往只以论文的多少来决定。另外，大学虽然经常强调教学、研究及技术转移同等重要，但在教学方面评核标准不一，远不及计算论文数量来得简单。至于技术转移方面，更没有一套简单的指标，是否根据专利的市场价值、合作或报章评论的多少呢？这些在每个行业和学科都不同，更难制订标准。所以，很多教授便宁愿多写几篇论文。我在香港大学时不断请同事更多注意后者，即如何做技术转移、如何看到其贡献，以及在教学上鼓励。要平衡这三方面，大学才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无论是UGC抑或大学，可以检讨在创新科技生态上如何可做好自己的工作。
至于如何具体执行量度社会影响力？英、美等成熟国家已开始采用软性的数字，来评估一所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力（例如校友），而不只是但看论文的影响力。香港RAE制度是从英国引入的，英国已与时并进，尝试实行成效显着的评核标准，即是在院校评核的一系列KPI中，增加了学校对社会影响力，量度大学研究与产业的结合。如果UGC要把英国的制度在香港使用，我希望慢慢来，因为英国虽然已经推行了一次改良版的RAE－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但对成效尚有怀疑，现正在寻找进一步改良。此外，UGC亦必须在引进新评审方法时，与本地院校研究是否可行以及如何落实。
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如何培养科研人才。有人才才有创新；有科创人才，香港才会有新的商机。所以如果落实对院校科研拨款机制，使香港创科人才增加，商界最终会在科技创新产业发挥其功能。
问：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徐：虽然香港有很大的优势，但很多小的地方还是未有做好。生态链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卡住了，就不能流畅地进行，所以我们就很多小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希望各界帮忙解决和提出意见，想想如何令香港科创做得更好。
现行制度影响着研究发展。我认为，要改变制度上的阻滞，各方都需要努力，政府也需要推出政策配合。当然，这与社会生态也有关，例如港人把研究及创业的失败看得很重，在外国没有什么大不了。失败是成功的一部份，这种敢于创新的文化和风气要慢慢养成。至于具体如何改革，我认为需要多沟通和公众互动。
问：你成立港科院，将如何对香港科研作贡献？
徐：港科院于去年12月5日成立，现有两名荣誉院士(杨振宁及高琨)及二十七名创院院士，全是享有国际地位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中大校长沈祖尧、科大校长陈繁昌及城大校长郭位等。港科院将每两年对香港科研发展作重大贡献的人遴选院士。该院将致力推动科研，普及科技教育，并促进外国与本港科学家的交流。除此之外，港科院亦会在商界之中扮演角色，加快科研成果应用，并协助工业界研究和发展，希望带领香港成为亚洲优秀科研发展中心。我们曾考虑以“香港科学院”为名，但由于在香港已有“香港科学院有限公司”的注册，因而定名为“港科院”。
原文刊于《今日中国》2016年3月号，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