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 水志伟、助理研究员 颜彤

第四波新冠疫情如箭在弦，尽管政府及市民已尽力抗疫，但要有效地缓和、甚至终结该次蔓延全球的疫情，最被寄予厚望的途径就是疫苗研发。

可幸的是，陆续已有不同国家及药厂报捷，例如美国的莫德纳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 Inc.) 、美国辉瑞科研制药(Pfizer Ltd.) 及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等纷纷传出疫苗研发有良好进展的喜讯，而牛津大学及英国阿斯利康（AstraZeneca）药厂合作研发的疫苗更是令人关注，该疫苗定价暂订为3英镑，比其他疫苗的售价便宜，有望能使更多人受惠。

事实上，牛津大学已经不是第一次参与对现代科学及医学具重大贡献的疫苗研发。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继弗莱明教授（Professor Alexander Fleming）发现物质青霉素后，牛津大学的两位教授及其研究人员继续进行有关研究，最终成功制造了现今为人熟悉的抗生素，拯救了无数宝贵的生命，而他们三人亦因而获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作为对该项影响深远的科学成就的表扬。若果没有抗生素，简单如由微细伤口而造成的细菌感染都能夺取性命，因此说抗生素改写了人类的医学史可算是毫不夸张。

其实，疫苗只是生物科技改写人类历史的其一例子，同时它也是一种颠覆性的深度科技，亦即所谓的“深科技”。深科技均有三项共通点：走向成熟并推向市场需要较长时间、对资金的需求巨大、能够为世界产生重大且深远影响。除了生物科技外，有不少高度创新的科技亦被归纳为深科技的应用范畴，例如人工智能、新材料、量子计算、区块链、光子学与电子学、无人机与机械人等。 

深科技是科学技术的前沿研究，一旦成功能成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杀手锏。然而，深科技的研发周期长且资本密集，属高风险投资，令不少本港投资者却步。虽然政府能于基础研究阶段提供资金，但从应用研究到产品原型的阶段，可用的资金会逐渐减少，出现俗称“死亡之谷”断层。因此，在发展深科技的路上，稳定及充足的“耐心资本”能发挥关键的作用。

为了有效地推动本港的深科技发展，政府可借鉴英国的IP Group 公司的模式。IP Group 开创了与英、美、澳洲和纽西兰顶尖大学长期合作的模式，透过长期的独家夥伴关系，优先审视和投资于这些由大学研发的新技术，并为初创衍生公司提供耐心资金及其他专业支援。若公司在后期发展顺利，更会协助它们寻找共同投资者，进一步促进该些公司实现更加进取的发展规划。早于2000年，IP Group已与前文所提及的牛津大学化学系签订为期 15 年的协议，在其衍生公司的发展路上提供重要支援。

早前，政府设立了“未来基金”，并动用当中的一部份成立名为“香港增长组合”的投资组合，投资与香港有关连的项目。考虑到本港的情况，政府可运用基金中的部分资金，参考IP Group的例子，与本地大学建立长期夥伴关系，集中投资大学的深科技衍生公司，透过商品化使大学的基础研究“落地”，藉此释放蕴藏在大学基础研究的潜力，使本地的科研成就更上一层楼，为经济及社会带来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