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渐教授解构创新与创业
王于渐教授解构创新与创业
传统经济学认为，让市场决定产业发展方向比由政府决定好，王于渐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政府并非没有角色，例如政府必须保持市场制度运作畅顺、保障私有产权、法治等。然而，只要政府有角色，资源分配便可能出现倾斜。王于渐说：“政府受到四面八方的政治压力，利益团体、网络力量都有，结果可能某部分人会因而得益。”
他指出，发展创新经济的最主要难题是处理公共财及界外影响。王于渐表示，资本市场并不完美，最周详的概念往往遇不上最适切的投资者，令很多创意无疾而终。“创新意念或许来自基层人口，但若他们得不到教育，这些机会便溜走。因此，资本市场做不到的，可由政府推动，加以纠正。”政府想推动创新发展，不一定要增加直接拨款，因为在资本市场存在创投基金、天使投资等投资者，最重要是政府提供体制完善的投资环境，自能吸引投资。
打破创新等同科技的误解
何谓Start-up？王于渐说：“Start-up的意思是透过商业过程，将意念变成商品，以赚取金钱。”他指出，社会愈富裕，产品种类便愈趋多元，并由实体转为服务，走向客制化服务。他强调，创新并非否定旧产品，而是丰富其内涵。
“创新是做别人未做过。简单如 Starbucks 的咖啡杯盖已是创新。”王于渐举例，香港的Starbucks咖啡杯分为三种大小，但很少人留意，杯盖只有一种尺寸。“这绝对是提高生产力的发明，虽然很细微，但充满创意，事实上它已申请专利。”
目前香港谈创业，我们会举出Facebook、Uber之类的科网企业，但其实创新不一定与科技、互联网有关。由于网络科技发达，今天很大部分创意产业均是“internet-related”，但这并非必然。王于渐解释，网络科技只是提供创造价值的空间。人类历史至少有两个科技带来这种空间，第一是电力，第二便是网络。这种科技为所有行业带来改变，甚至达到另一个层次，时至今日已变成各行各业皆不可或缺。他续说：“没有一间公司可以不用电力。正如我们现在身处的生活和环境，将越来越难摆脱网络科技，网络渐渐就像电力一样变得理所当然。”
应由民众带领创新
相对工业经济，创意于今天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来说愈加重要。王于渐说：“工业讲求标准化，大家只需按标准行事便可，用不着多少人的创意。反之，服务业讲求随机应变，便需要发挥创意。举例说，一位店员采用千篇一律的推销手法，另一位店员按客人需要而投其所好，效益自然以后者较高。” 事实上，社会富裕进步，民众教育水平上升，每个人可以贡献得更多，而“抄袭”前人的路是看不见将来。王于渐说：“落后国家无法创新，唯有抄袭。当国家富裕起来，便应创造新产品。”但他强调，创造哪种新产品最终应由民众、市场决定，“政府的作用是提供知识和平台，由民众自行选择。Innovation不是政府做的，是民众做的。”
不过，笔者认为，在创新及科技局已经成立的今天，由该局和教育局等相关政府部门通力合作，把编程融入正规的基础教育正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这将能够：
香港欠缺人才规模
何谓具潜力的初创企业？王于渐认为难以定下标准，正因如此，才需由私人市场判断，“政府难免受政治压力影响，具潜质的初创企业往往被忽略；反之，天使投资等私人企业纯以市场价值为挑选标准，是最具效率的。”
王于渐认为，发展创新产业没有必胜之道，“不可能有指引说明你做足哪30个条件便确保成功。现代最早靠科技创意成功的矽谷是巧合而成，并非政府计划出来。很多地方都想模仿矽谷，但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尽相同。”那香港可能吗？王于渐大力摇头：“香港不缺乏成为矽谷的条件，唯一欠缺的是人才规模。保护知识产权和融资机会对成为创新枢纽十分重要，香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我们的国际贸易经验比美国还要强，因此市场规模不是问题。但人才规模只有700万人，故必须向全世界求才。”
吸引人才，王于渐认为不是难事，首要便利，让人感到香港是创业枢纽。“若你是住在纽约的美国年青人，为何要老远跑来香港呢？细心思考这个问题，便知政府需要做甚么。”
天使最爱未发达客户
创意不能闭门造车，王于渐认为个中关键是沟通。“创新是一个学习过程，创新意念不是坐着光想便想到，接触外界，四出多看、多听、多问，刺激思考。”他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不同人谈不同话题，才是创意之本。
年轻创业家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创业家与投资者是否配合。王于渐指出，银行是保守派，创业者是冒险家，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银行讲求稳健，目的为了赚息，贷款批核纯粹取决于借方是否有足够的还款能力，你跟他谈创意，这根本不符合银行的哲学。”因此，创投基金、天使投资对创业者非常重要，“与银行不同，他们的哲学是将资金分散投资在众多初创企业，只要有几间成功，便赚到钱。银行最爱发了达的客户，创投基金、天使投资就最爱未发达的客户。”王于渐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吸引这些创投基金、天使投资，让本港初创企业较易筹集起步的资金。
泡沫与否未知之数
未来政府有意将创新聚焦于机械人、智慧城市和健康老龄化，王于渐又有何看法？“对此我没有太多意见，但要注意：一、必须是香港人熟悉的；二、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你懂做，都要有人赏识、有市场，才会成功。”他补充，香港人都愿意花钱在健康产品，生物医疗产业有作为，全球人口老化，银发经济是必然趋势，与机械人科技亦息息相关。
创新热潮突然席卷全港，不少投资者皆忧虑2001年的科网泡沫爆破或会重演。王于渐说：“当时大家都觉得互联网有利可图，有些是真材实料，有些却是浑水摸鱼。就如当年汽车工业起步时，美国有逾1,000家汽车制造企业，大家抢着做，大部分很快便倒闭。新产业必然引来很多投资者，这是很正常的。”王于渐指出，2001年科网热潮，其时人人当局者迷，今天回看，“.com”就如上文所说的电力一样，不是产业，只是用以提升生产力的科技。
不论是创新或“.com”，王于渐认为皆不是重点所在，综观当前世界的新创巨头如Facebook、Google、阿里巴巴等，其市场价值来自它们持有用户资料的潜在商业价值，“这些企业的共通点是拥有庞大用户使用量的平台，其背后的客户基础蕴藏巨大的商业价值。当然这亦涉及私隐的问题，最终会否也是一个泡沫，还看这些企业能否将客户基础转化成商业价值。”
原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CGCC Vision）2016年第5期，获授权转载。
传统经济学认为，让市场决定产业发展方向比由政府决定好，王于渐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政府并非没有角色，例如政府必须保持市场制度运作畅顺、保障私有产权、法治等。然而，只要政府有角色，资源分配便可能出现倾斜。王于渐说：“政府受到四面八方的政治压力，利益团体、网络力量都有，结果可能某部分人会因而得益。”
他指出，发展创新经济的最主要难题是处理公共财及界外影响。王于渐表示，资本市场并不完美，最周详的概念往往遇不上最适切的投资者，令很多创意无疾而终。“创新意念或许来自基层人口，但若他们得不到教育，这些机会便溜走。因此，资本市场做不到的，可由政府推动，加以纠正。”政府想推动创新发展，不一定要增加直接拨款，因为在资本市场存在创投基金、天使投资等投资者，最重要是政府提供体制完善的投资环境，自能吸引投资。
打破创新等同科技的误解
何谓Start-up？王于渐说：“Start-up的意思是透过商业过程，将意念变成商品，以赚取金钱。”他指出，社会愈富裕，产品种类便愈趋多元，并由实体转为服务，走向客制化服务。他强调，创新并非否定旧产品，而是丰富其内涵。
“创新是做别人未做过。简单如 Starbucks 的咖啡杯盖已是创新。”王于渐举例，香港的Starbucks咖啡杯分为三种大小，但很少人留意，杯盖只有一种尺寸。“这绝对是提高生产力的发明，虽然很细微，但充满创意，事实上它已申请专利。”
目前香港谈创业，我们会举出Facebook、Uber之类的科网企业，但其实创新不一定与科技、互联网有关。由于网络科技发达，今天很大部分创意产业均是“internet-related”，但这并非必然。王于渐解释，网络科技只是提供创造价值的空间。人类历史至少有两个科技带来这种空间，第一是电力，第二便是网络。这种科技为所有行业带来改变，甚至达到另一个层次，时至今日已变成各行各业皆不可或缺。他续说：“没有一间公司可以不用电力。正如我们现在身处的生活和环境，将越来越难摆脱网络科技，网络渐渐就像电力一样变得理所当然。”
应由民众带领创新
相对工业经济，创意于今天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来说愈加重要。王于渐说：“工业讲求标准化，大家只需按标准行事便可，用不着多少人的创意。反之，服务业讲求随机应变，便需要发挥创意。举例说，一位店员采用千篇一律的推销手法，另一位店员按客人需要而投其所好，效益自然以后者较高。” 事实上，社会富裕进步，民众教育水平上升，每个人可以贡献得更多，而“抄袭”前人的路是看不见将来。王于渐说：“落后国家无法创新，唯有抄袭。当国家富裕起来，便应创造新产品。”但他强调，创造哪种新产品最终应由民众、市场决定，“政府的作用是提供知识和平台，由民众自行选择。Innovation不是政府做的，是民众做的。”
不过，笔者认为，在创新及科技局已经成立的今天，由该局和教育局等相关政府部门通力合作，把编程融入正规的基础教育正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这将能够：
香港欠缺人才规模
何谓具潜力的初创企业？王于渐认为难以定下标准，正因如此，才需由私人市场判断，“政府难免受政治压力影响，具潜质的初创企业往往被忽略；反之，天使投资等私人企业纯以市场价值为挑选标准，是最具效率的。”
王于渐认为，发展创新产业没有必胜之道，“不可能有指引说明你做足哪30个条件便确保成功。现代最早靠科技创意成功的矽谷是巧合而成，并非政府计划出来。很多地方都想模仿矽谷，但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尽相同。”那香港可能吗？王于渐大力摇头：“香港不缺乏成为矽谷的条件，唯一欠缺的是人才规模。保护知识产权和融资机会对成为创新枢纽十分重要，香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我们的国际贸易经验比美国还要强，因此市场规模不是问题。但人才规模只有700万人，故必须向全世界求才。”
吸引人才，王于渐认为不是难事，首要便利，让人感到香港是创业枢纽。“若你是住在纽约的美国年青人，为何要老远跑来香港呢？细心思考这个问题，便知政府需要做甚么。”
天使最爱未发达客户
创意不能闭门造车，王于渐认为个中关键是沟通。“创新是一个学习过程，创新意念不是坐着光想便想到，接触外界，四出多看、多听、多问，刺激思考。”他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不同人谈不同话题，才是创意之本。
年轻创业家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创业家与投资者是否配合。王于渐指出，银行是保守派，创业者是冒险家，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银行讲求稳健，目的为了赚息，贷款批核纯粹取决于借方是否有足够的还款能力，你跟他谈创意，这根本不符合银行的哲学。”因此，创投基金、天使投资对创业者非常重要，“与银行不同，他们的哲学是将资金分散投资在众多初创企业，只要有几间成功，便赚到钱。银行最爱发了达的客户，创投基金、天使投资就最爱未发达的客户。”王于渐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吸引这些创投基金、天使投资，让本港初创企业较易筹集起步的资金。
泡沫与否未知之数
未来政府有意将创新聚焦于机械人、智慧城市和健康老龄化，王于渐又有何看法？“对此我没有太多意见，但要注意：一、必须是香港人熟悉的；二、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你懂做，都要有人赏识、有市场，才会成功。”他补充，香港人都愿意花钱在健康产品，生物医疗产业有作为，全球人口老化，银发经济是必然趋势，与机械人科技亦息息相关。
创新热潮突然席卷全港，不少投资者皆忧虑2001年的科网泡沫爆破或会重演。王于渐说：“当时大家都觉得互联网有利可图，有些是真材实料，有些却是浑水摸鱼。就如当年汽车工业起步时，美国有逾1,000家汽车制造企业，大家抢着做，大部分很快便倒闭。新产业必然引来很多投资者，这是很正常的。”王于渐指出，2001年科网热潮，其时人人当局者迷，今天回看，“.com”就如上文所说的电力一样，不是产业，只是用以提升生产力的科技。
不论是创新或“.com”，王于渐认为皆不是重点所在，综观当前世界的新创巨头如Facebook、Google、阿里巴巴等，其市场价值来自它们持有用户资料的潜在商业价值，“这些企业的共通点是拥有庞大用户使用量的平台，其背后的客户基础蕴藏巨大的商业价值。当然这亦涉及私隐的问题，最终会否也是一个泡沫，还看这些企业能否将客户基础转化成商业价值。”
原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CGCC Vision）2016年第5期，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