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施政方案 平衡土地保育发展
自然施政方案 平衡土地保育发展
撰文 :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区浩驰、思汇政策研究所项目主管 谭芷菁
自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北都）以来，一直难以确切地平衡保育和发展需求。一方面，北都的范围涵盖拉姆萨尔湿地和郊野林地等丰富自然资源，为城市人口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市民身心健康、调节社区气候和环境，故须保护发展区内自然资源；另一方面，香港目前缺乏可供发展的土地，导致居住空间严重不足和产业转型停滞，因此开发幅员广大、比邻国家科创中心城市深圳的北都土地，亦是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
不论是早前发布的新田科技城土地用途建议，还是最新出炉的2023年施政报告和《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都分别提及北都保育和发展，但始终无法获得社会充分支持，其中关注环境保护的社群，大多期望北都保育和发展可两者共融，保护湿地保育区。
然而，政府亦难以于启动发展计划初期，就贸然放弃对可供发展土地的掌握和规划弹性，故未必可在现阶段顺应管制发展的诉求。难道保育和发展注定只能对立？或许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可成为突破关键。
发展区内生态 满足持份者需求
NbS是比较新的概念，最早在2000年代初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提出，最常见的定义是“保护及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行动，该行动能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对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均有好处”，关键在于利用运作中的生态系统力量以解决不同社会难题。《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权威国际协议和组织，均已采用NbS作为解决方案的行动一环。
IUCN于2020年推出NbS全球标准（标准），提供了一套设计和验证框架。若能在传统保育方式以外加入NbS，发展区域中的自然生态便可满足更多来自不同范畴的持份者需求，例如于城市规划中加入符合IUCN标准的绿色建筑及蓝绿基建发展，其实也可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及水浸等环境和民生问题。
最近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思汇政策研究所举办了一场NbS主题研讨会，邀请本地及粤港澳大湾区各界专家分享对香港应用NbS和未来发展的见解，发现目前已有不少本地项目具备NbS元素。举例来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蚝礁修复项目，透过回收被丢弃的蚝壳，再用于建造新的活蚝礁生态，达成净化海水和支援水产养殖等多重益处。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大学侯智恒博士团队的植林倡议，他们过去累积了丰富的本地树种植林经验，并就现时北都规划提出更大规模的植林计划，建议在鸡公岭和铁坑山等八个北都范围内的光秃山岭种树，新增近二千公顷森林，估计作为碳滙可额外储存超过3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十多万人一年的排放量，以增加北都环境容量。
事实上，上述的NbS应用都不会阻碍北都发展项目，能完善相关项目的不足并提升其价值，且估计可以毋须投放大量公共资源，但为何过去一直处于较小规模的试验阶段，而未能订立标准在更大范围应用？
公共认知不足 资金支持欠稳
除了社会尚未充分掌握相关知识，NbS还面对两大潜在阻碍，包括目前香港城市发展决策未有优先考虑自然保育，以及未有能够持续稳定地支持相关项目的资金机制。
前者在香港首份《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在2021年期限届满的后续情况可见一斑，不但公众仍不甚了解行动进展和作用，当局也未有立刻筹备下阶段工作，直到今年施政报告才提及，将因应香港实际情况对行动计划更新并落实。
与之相反的是，为求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国家在过去两年积极进取地推动生态保育，不但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家自然资源部更与IUCN联合发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和共建NbS亚洲中心，奠基并领先国际社会自然保育和NbS行动。假如香港未能及时掌握和推动NbS应用，除无法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兼顾和重视自然保育，因而错失提升北都发展质素的契机，亦可能在未来融入国家大局和国际社会交流过程中缺乏共同语言，因此在重要议题上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至于NbS项目投融资尚未建立稳定机制的问题，香港作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应积极寻求突破。为了实现“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在2030年前停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国际社会正针对企业对自然生态的责任、以及其采取的有效保育行动，制定科学基础自然目标（SBTN），又公布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对相关风险管理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TNFD）框架。随着商界对自然资本和风险的理解日渐加强，可期待未来将有更多市场资金引导至NbS相关项目中。
可持续绿色发展 香港更可爱
当然，政府牵头可加速项目资金到位，例如考虑到NbS对减缓气候变化和保护自然生态均有裨益，政府可承诺把未来二十年，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2,400亿港元拨款中的一部分，投放至NbS项目，并可参考新加坡国家公园管理局辖下花园城市基金的做法，为企业资金和个人捐款配对至合适的保育项目中。
当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以及香港城市发展正经历由“重量”迈向“重质”的关键阶段，决策者在规划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本同样丰富的北都时，将无法一如往昔回避保育和发展之间的矛盾。NbS正是可调和冲突的关键工具，可促进政府与各界携手合作，结合保育和发展，解决不同社会难题，为市民及大自然谋福利。
NbS概念虽然崭新，仍有不少需要厘清的地方，却已涵盖不少政府和民间已经落实或提出的方案。只要把这些相关方案系统化串联起来，把NbS概念应用到未来每一个大小发展项目的规划、设计、建造和管理之中，将能从根本上改变北都的发展面貌，更能向世界说好一个新世代可持续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故事，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可爱（Loveable）的城市。
撰文 :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区浩驰、思汇政策研究所项目主管 谭芷菁
自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北都）以来，一直难以确切地平衡保育和发展需求。一方面，北都的范围涵盖拉姆萨尔湿地和郊野林地等丰富自然资源，为城市人口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市民身心健康、调节社区气候和环境，故须保护发展区内自然资源；另一方面，香港目前缺乏可供发展的土地，导致居住空间严重不足和产业转型停滞，因此开发幅员广大、比邻国家科创中心城市深圳的北都土地，亦是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
不论是早前发布的新田科技城土地用途建议，还是最新出炉的2023年施政报告和《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都分别提及北都保育和发展，但始终无法获得社会充分支持，其中关注环境保护的社群，大多期望北都保育和发展可两者共融，保护湿地保育区。
然而，政府亦难以于启动发展计划初期，就贸然放弃对可供发展土地的掌握和规划弹性，故未必可在现阶段顺应管制发展的诉求。难道保育和发展注定只能对立？或许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可成为突破关键。
发展区内生态 满足持份者需求
NbS是比较新的概念，最早在2000年代初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提出，最常见的定义是“保护及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行动，该行动能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对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均有好处”，关键在于利用运作中的生态系统力量以解决不同社会难题。《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权威国际协议和组织，均已采用NbS作为解决方案的行动一环。
IUCN于2020年推出NbS全球标准（标准），提供了一套设计和验证框架。若能在传统保育方式以外加入NbS，发展区域中的自然生态便可满足更多来自不同范畴的持份者需求，例如于城市规划中加入符合IUCN标准的绿色建筑及蓝绿基建发展，其实也可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及水浸等环境和民生问题。
最近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思汇政策研究所举办了一场NbS主题研讨会，邀请本地及粤港澳大湾区各界专家分享对香港应用NbS和未来发展的见解，发现目前已有不少本地项目具备NbS元素。举例来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蚝礁修复项目，透过回收被丢弃的蚝壳，再用于建造新的活蚝礁生态，达成净化海水和支援水产养殖等多重益处。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大学侯智恒博士团队的植林倡议，他们过去累积了丰富的本地树种植林经验，并就现时北都规划提出更大规模的植林计划，建议在鸡公岭和铁坑山等八个北都范围内的光秃山岭种树，新增近二千公顷森林，估计作为碳滙可额外储存超过3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十多万人一年的排放量，以增加北都环境容量。
事实上，上述的NbS应用都不会阻碍北都发展项目，能完善相关项目的不足并提升其价值，且估计可以毋须投放大量公共资源，但为何过去一直处于较小规模的试验阶段，而未能订立标准在更大范围应用？
公共认知不足 资金支持欠稳
除了社会尚未充分掌握相关知识，NbS还面对两大潜在阻碍，包括目前香港城市发展决策未有优先考虑自然保育，以及未有能够持续稳定地支持相关项目的资金机制。
前者在香港首份《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在2021年期限届满的后续情况可见一斑，不但公众仍不甚了解行动进展和作用，当局也未有立刻筹备下阶段工作，直到今年施政报告才提及，将因应香港实际情况对行动计划更新并落实。
与之相反的是，为求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国家在过去两年积极进取地推动生态保育，不但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家自然资源部更与IUCN联合发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和共建NbS亚洲中心，奠基并领先国际社会自然保育和NbS行动。假如香港未能及时掌握和推动NbS应用，除无法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兼顾和重视自然保育，因而错失提升北都发展质素的契机，亦可能在未来融入国家大局和国际社会交流过程中缺乏共同语言，因此在重要议题上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至于NbS项目投融资尚未建立稳定机制的问题，香港作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应积极寻求突破。为了实现“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在2030年前停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国际社会正针对企业对自然生态的责任、以及其采取的有效保育行动，制定科学基础自然目标（SBTN），又公布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对相关风险管理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TNFD）框架。随着商界对自然资本和风险的理解日渐加强，可期待未来将有更多市场资金引导至NbS相关项目中。
可持续绿色发展 香港更可爱
当然，政府牵头可加速项目资金到位，例如考虑到NbS对减缓气候变化和保护自然生态均有裨益，政府可承诺把未来二十年，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2,400亿港元拨款中的一部分，投放至NbS项目，并可参考新加坡国家公园管理局辖下花园城市基金的做法，为企业资金和个人捐款配对至合适的保育项目中。
当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以及香港城市发展正经历由“重量”迈向“重质”的关键阶段，决策者在规划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本同样丰富的北都时，将无法一如往昔回避保育和发展之间的矛盾。NbS正是可调和冲突的关键工具，可促进政府与各界携手合作，结合保育和发展，解决不同社会难题，为市民及大自然谋福利。
NbS概念虽然崭新，仍有不少需要厘清的地方，却已涵盖不少政府和民间已经落实或提出的方案。只要把这些相关方案系统化串联起来，把NbS概念应用到未来每一个大小发展项目的规划、设计、建造和管理之中，将能从根本上改变北都的发展面貌，更能向世界说好一个新世代可持续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故事，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可爱（Loveable）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