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就建立湿地保育公园系统的公众谘询期早前结束，根据释出的资料推算，由三宝树、南生围、蚝壳围和香港湿地公园扩展部分组成的公园系统，占地超过1200公顷，是北部都会区最具辨识度的人文景观。

在政府公开资料中，有两信息特别触动笔者思考：一是提出了三种管理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非政府管理和公私营合作管理；二是作为公园系统首个落成部分的三宝树湿地公园，预计在2039年才能全面落成。笔者尝试通过探索前者选项，识别出后者原因，以及湿地保育目前面对的资源和定位问题。

考虑到公园系统的规模与复杂性，政府直接管理模式的可能性应该较高。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是占地约60公顷的香港湿地公园，园区设计属访客导向，设施和景观人工化程度较高，以支持其生态旅游和教育目的。当年该园的建造工程成本约5.2亿港元，落成后由渔护署直接管理并雇用承办商执行日常维护工作。过去十年，年均入场人次达40万人、年均营运成本约470万元。另一个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案例是占地约7公顷的元朗排水绕道人工湿地，其建造目的是补偿基建工程的生态损失，大部分时间不对外开放。

探索公私合作可行性

至于非政府管理模式，即是由政府制定规管框架后，委托专业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但仍会资助部分管理成本，典型案例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管理的米埔自然护理区。米埔设有访客人数限制以减少对自然栖息地的干预，过去十年的平均入场人次约2.8万人，管理人员多具备专业或科研背景，因此除了一般生境维护，也进行前沿技术试验和科学研究。这个模式虽有助降低公共财政开支，但对收入不稳定的非牟利非政府组织构成营运压力。过去十年政府每年平均资助米埔约310万元，据了解，其中涉及金额不及实际管理开支的一半，剩余资金缺口则由管理组织自行筹募。

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开幕的塱原自然生态公园，涉及工程开支约3.2亿港元，从其设计及管理结构中，可以看到当局有意去整合提升前述案例展示的特点。举例来说，虽然渔护署直接进行公园高层管理，但委托专业非政府组织执行生境管理维护工作，而且访客区仅占整个37公顷园区中的4.8公顷，将访客设施和人流尽量集中一处，降低自然环境干扰和景观的人工化痕迹。

可行性研究也提及公私营合作管理模式，并提出了外国的地役权模式作为参考案例，即是政府向业权人直接购买或通过土地信托等组织，间接购买土地的未来特定发展权，在业权人保有土地拥有权的前提下，规范其土地使用行为，以达到保育目标。虽然香港没有直接可比案例，但理念上较接近的例子有保育管理协议项目，这些项目由有意申请政府保育基金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策划制定，需取得所涉及的土地和建筑的业权人的同意，并最终经政府邀请的专家委员会审批。此模式下，政府无需动用公帑收地也能促进地区保育，但由于保育管理协议有可能限制了业权人的经济活动和土地使用，因此非政府组织要取得业权人同意，过程往往甚为艰辛。

香港还有一类私人企业管理湿地，一般为基建或住宅发展项目的补偿湿地，例如由港铁管理、为补偿西铁生态影响的落马洲和锦田湿地，以及由私人发展商管理的沙埔住宅项目湿地。后者在规划设计阶段已考虑要降低营运开支，因此落成后的保育维护费用仅占物业管理费约3%，具明显成本优势。当然，此类湿地都属于“先发展、后保育”，非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理想形式。

至此，湿地保育公园系统落成遥遥无期的原因显而易见。假设建设公园系统所需要收回的私人土地面积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中估算的700公顷，即使按较低标准收地，开支也超过480亿港元。另参考前述案例所作的粗略估算，整个约1200公顷公园系统的工程成本将超过100亿港元，每年营运开支将超过9000万港元。

提升湿地保育公园定位

如果建立保育公园的目的仅如文件所述的“创造环境容量；达至‘发展与保育并存’”，相信不足以驱动社会各界同意为此投放庞大公共资源。此外，如缺乏周详考虑，贸然加大发展诱因去引入公私营合作，也可能导致结果偏离保育初衷，丧失保育社群支持。

改变对湿地保育公园功能定位的既定刻板印象，或许是破局的关键一步。且看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其对曼哈顿区乃至城市整体来说，都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不但创造了无可限量的文化和旅游价值，为拥挤社区提供生态服务，且根据当地管理部门早年研究估算，公园的存在提升了周边物业市场价值至少260亿美元。因此无论是否关心保育，相信纽约居民都不会同意公园土地用途改变，也支持公共部门持续投放资源保育维护。

回到香港，目前能对照中央公园定位的重要景观自然是维多利亚港。北部都会区的持续发展也正正需要这样的一道维港风景，持续提升湿地保育公园系统的景观定位，以作为整个城市规划设计的核心，并为达到这个目标，考虑合适的管理模式和匹配足够的保育资源，此等均是决策者应该思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