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李君儿

九月初，葵涌一名46岁女子面对刚搬回家的中度智障儿子，疑不堪沉重照顾压力，将其勒死后企图自杀不遂，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无论调查结果如何，一个家庭已经破碎、一条宝贵的生命已不幸被牺牲。事件再一次牵起广大社会关注本港照顾者支援不足的问题。令人慨叹的是，这类伦常命案在港并非新鲜事，却是不可一、不可再。

新冠肺炎更是为照顾者的苦困雪上加霜，失业潮令低收入照顾者的经济负担加剧。自从疫情爆发后，不少非紧急上门服务暂停，令照顾者感到求助无门。因部分安老院暂停探访安排，加上多间护老中心均告爆疫，亦令照顾者对安排亲人寄宿感到加倍犹豫，却苦无他策。在2020年这新一个十年的开端，本港于安老和照顾者政策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与照顾者的咫尺距离

照顾者定义甚广，除了对残疾人士、长期病患和儿童的持续照料外，家庭护老更是愈见普及。随着人口老化，港府预计于2046年，每3位港人中便有一名为65岁长者。屈指一算，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笔者和读者要不是长者，大有可能便是护老者。若不及时正视，照顾者的问题将日渐恶化。尤其是照顾者的悲剧从来不是死结，需要的是更多社会资源的投放，及对症下药的医社政策。

我们的政策研究一直为本地医疗改革订下“以人为本、以基层医疗为主导”的综合服务框架目标。当中考虑善用各方面的医护人力团队，非正式照顾者亦是重要一环。例如共建健康(health coproduction)的概念，便是强调照顾者、社区工作者与义工的支援和参与。

照顾者政策 知易行难

有关照顾者的政策牵连甚广，由清晰定义及承认“照顾者”身份，延伸至针对照顾者的专业支援，以及纾缓照顾者精神健康和社交需要等，可考虑的政策工具呈多元化。常见提案包括为照顾者提供训练和恒常交通津贴、设定配合照顾者身份的弹性上班安排、建立全面及易于获取的资讯平台等。民间各界亦促请政府重新审视本地康复与暂托院舍的服务名额，同时确保低收入家庭能够负担服务，提升外佣协助护老角色、甚至是加强支持本地乐龄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普及。

当然政府步步为营亦有其原因，毕竟不少资源已分散至安老、复康和家庭政策等。在长久依靠不同社区团体提供恒常服务的运作模式下，当局需要仔细地为照顾者政策抽丝剥茧。2019年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于网志公布为照顾者展开政策研究，虽然至今只是“只闻楼梯响”，但我们或可期待于未来政策中，照顾者终获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