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立法会议员、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黄元山、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周嘉俊

香港公立医院一直濒临崩溃的边缘，而第五波疫情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有超过一年时间去准备应对疫情的挑战，特区政府反应明显措手不及。直到中央出手之前，政府兴建方舱医院及隔离设施进度缓慢。有住在安老院舍的长者确诊后被送往医院门外排队等候入院，却在媒体广泛报道后才获安置于体育馆，亦有外佣确诊后不但遭到解雇，更只能求助于慈善团体以获得临时的容身之所。在人口密集而居住空间细小的城市，意味着很多弱势社群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就会面临流离失所的困境。香港抗疫防疫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策略性和前瞻性的规划，以及跨部门和灵活协调的执行力。

特首林郑月娥在2月22日宣布加快兴建隔离设施，于未来数月将可以容纳大约60,000名市民，但即使如此，专家指出下月进行的全民强制检测将大幅增加对隔离设施的需求，新增的隔离设施并不能完全堵塞供求缺口。

优先隔离无合适隔离地点的市民

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就有限的隔离设施制订优先使用次序，考虑市民的医疗需要同时不可忽略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衞生署在2月23日推出新抗疫措施，通知市民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时，会在电话短信中附上电子表格，以助安排市民到隔离设施检疫。衞生署表示，决定市民入住隔离设施的优先次序时，生活环境是考虑因素之一。

但问题是，生活和经济环境考虑的比重是多少？相关的社会福利机构和部门有否参与评估？如何处理那些快速自我测试阳性、不属于官方的确诊，但又有极大社福需要的人呢？23日前，是否就没有相关的考虑呢？既然已经有那么多阳性确诊个案在社区等待，紧密接触者的隔离安排是否又需要有动态的评估呢？

随着政府持续物色可转换为隔离用途的地点以及兴建隔离设施，香港可参考内地的做法，优先隔离没有合适隔离地点的市民。例如南京市政府指示，托儿机构及安老院舍的阳性病例在没有隔离病房的情况下，可优先入住社区隔离设施。如果香港也有类似的优先政策，便不会出现让长者滞留于医院外的情况，避免他们承受更大的风险。内地的隔离安排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政府全面考虑市民的需要。

政府应为弱势群体提供特别通道

在2020年初，民政部指示各个城市积极辨别并上报居家隔离人员中属于寄养、留守儿童、老人、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并评估他们“适应隔离的能力”（“fitness to quarantine”）。

在识别出这些“特殊群体”后，便需要记录他们的资讯和需求，以提供量身定制的医疗服务、情感以及膳食支援。

而且，一旦照顾者被隔离，政府会安排跨专业团队和义工，提供必要的全方位护理未被感染的家属。同样地，香港能否也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特别通道，提早有社区隔离设施，又或者在家等候时，有相关的医疗和社福支援服务？

因此，香港衞生署应与社会福利署加强协调，辨别患者的风险等级时，除了考虑患者的医疗需要及同住家人的数目外，亦应该考虑居住情况、对照顾者的依赖程度，及有否朋友或家人提供他们的日常所需。社会、经济和公共衞生综合的风险高的患者，应获优先安排入住隔离设施。

动员义工为“特殊群体”提供必需品

同时，由于有大批确诊者（无论是政府检测或是自我快速检测）在家中等候隔离检疫安排，政府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居家康复计划”，有系统和清晰地支援这些确诊者和家人。基于临床及疫情的经验，新加坡衞生部制定此计划，于2021年10月实施。在计划下，患者可以随时获得医疗支援服务，服务由基层医疗医生以遥距诊症的方式提供。患者亦可以从“居家康复夥伴”获得医疗服务以外的协助。居家康复计划令新加坡可将原本饱和的隔离设施和检疫中心转化成社区隔离设施，专门为弱势社群提供服务。

香港政府同样可以推行更为清晰明确的政策，腾空隔离设施照顾真正有需要的市民。而政府除了派发带有手册和快速抗原测试的工具包之外，还应动员社区的私营基层医疗提供者，通过遥距医疗服务义务提供医疗建议。同时充分应用社区中的服务提供者，例如衞生署诊所和地区康健中心的工作人员。而民政事务局除了回应一般的查询，更可以将有非医疗需求的市民转介至社区组织，使其电话热线做到物尽其用。此外，更应制订策略动员义工为最有需要的“特殊群体”提供生活必需品，例如参考内地对高风险场所居民的隔离安排。

香港的政策制订者是时候肩负起保护社会弱势社群的责任，善用社区资源及医疗界别以外的力量，以迅速、具针对性及互相协调的方式应对疫情。我们必须赶上疫情扩散的速度，抓紧每分每秒，以更充足的准备去迎接下一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