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创科发展不能缺乏人文视野
香港创科发展不能缺乏人文视野
撰文：恒生管理学院校长 何顺文教授
大多数人同意香港经济不能单靠传统金融、地产及旅游等支柱行业，更需要提升高增值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利香港开拓多元出路与再工业化，加强香港的竞争力和年轻人就业流动的机会。创新科技也可以使我们生活更便利、舒适和安全。
政府设立“创新及科技局”（下简称“创科局”）的原意是就可以专注领导创科发展及推动科研商品化，在深度及广度上加强有关创科发展的统筹与政策支援。
“创科局”名称不伦不类
但笔者一直对政府成立创科局有保留。原因是政府的语意思维不清，“局”的名称不伦不类，涉及所有创新范畴，而实际上文化创意产业却保留在原来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笔者曾建议采用“创新科技局”或“科技局”而非“创新及科技局”）。而扶持初创企业应否是创科局的范畴？也是一个疑问。另外， 笔者对创科局一直欠缺一套整全长远创新科技政策蓝图（特别是科技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失望。
既然创科局去年底最终获立法会通过，笔者期望上述的发展愿景蓝图很快就会出台。但最近读过特首《施政报告》内有关创科的专章 （由第67至89段，长度为历年之冠），发觉只是一大堆“散件式”支离破碎的例牌措施及资助计划，笔者对创科局的期望又再次下调。
中环价值 重经济轻人文
《施政报告》没有清楚交代一个长远科技政策的愿景与蓝图，科技发展只集中考虑在经济层面的效益而缺少了在一个均衡人文社会中的⻆色。用传统中环价值看新科技，只会重经济效益而轻人文价值，重实用技术而轻基本科学，及重STEM学科（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而轻文社学科。缺乏人文大视野，科技只会重蹈覆辙。
近代自由市场追逐利润，缺乏有效政策法规及个人自觉自律，企业任意行为忽视了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已造成众多后遗症。科技促进了工业大量生产，制造了财富，大幅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创造了空前的舒适和方便。但同时耗用天然资源也愈来愈多，终造成今天对环境的严重损毁。没有人文视野的新科技产品，鼓吹不负责任消费主义，制造更多浪费及令人际关系更疏离隔膜。
不少高科技化学合成品及基因改造食品对人类健康造成未能预计的后遗症，又产生不少伦理的争议。不少大药厂集中开发价格高昂与独家专利的药品，而非解决社会大众急切的问题。某些专利发明被一些厂商买入，但长期搁置不用，以阻延新产品出现影响现有产品的需求，这令可以实现的利世科技被搁置。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求利动机与政府政策法规失效的后果。政府公权力及市场力量往往未能在这些财团未开始壮大前加以限制和监管其生产方式。这些都是今天开发创新科技要注视的一些盲点。
今天很多重点科研工作，都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才能做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近年投入大量政府资源，鼓励大学研究人类的头部以了解智能的特性。有赖政府的推动和资助，很多科技才能有效发展。港府近年的政策也是鼓励官产学研大合作。本地具科研背景的大学传统上都较着重基础学术研究，争取研究经费，及出版学术论文；而较不重视知识转移或科研成果产品化。《施政报告》称将透过教资会鼓励和拨款20亿元资助大学进行更多中下游和应用研究，把资源精力较集中在科研成果商品化。而不少企业则透过赞助大学科研经费催生科技商品化，甚至主导大学科研方向及课题倾向实用科技。如果这些政策方向受落，大多院校及教授倾向偏重实用科研，这不一定是社会或高等教育的好事。
弄错“科”与“技”的关系
大学科学家要谨记自己应有求知求真和教育的基本责任。“科技”的发展，“科学”原是基本学术，“技术”是应用生产，两者有其基本不同目标，但也有关连。理论建立应先于技术应用和生产（前者需要的时间较长），而技术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纯科学理论的探究，两者可以有健康的互动和拖拉。虽然今天的基因染色体研究已难明确区分究竟是纯科学研究或为应用医学研究，其主次关系仍是重要的。再者，大学科研还有教育学生明辨思维和坚毅不挠的功能，而非只是着重短期市场成果。
近年另一个发展特色，就是将纯学术科学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过分结合在一起。科学家和政企已无法保持一定应有的独立性。市场生产需求逐渐控制了科学研究方向和投入，甚至急功近利求成果。正如着名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指出，本来是马拉车，而现在改为车拉马。这都是令人担忧的改变方向，社会领袖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经常作出反省。
大学不是应用研究所
港府在2002年委任英国宋达能教授（Professor Steward R. Sutherland）撰写《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报告》，提出因应各大学之主要研究特质分类为“基础研究型大学”或“应用及工业研究型大学”，这令教资会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不同类型院校制定不同表现评核准则，使各院校的科研成就更恰当地获得衡量。但近期政府和教资会鼓励并资助有科学或工程学科的UGC院校从事更多应用科研，似乎是违反上述提出的政策。
笔者深信大学不是一所应用研究所，香港也应有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从事基本理论研究不应被视为无效益或妨碍技术转移。在创科的潮流中，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就坚持鼓励与集中资助教授做基本学术研究，虽然风险较高及回报期长，但基本研究常带来最重大的突破发明。事实上，一个倡导创新创业的社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建立适合的基建以能同时促进基本和应用研究，而非偏重其中一块。
政经和科技领袖不能欠缺人文视野，素养和关怀。科学求真求知，人文求善求美，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成功的科技专家都得到人文学科的启发和鼓舞。人文社科的学习探究与包容精神，正是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本源，人文教育亦为培育学生独立思考、沟通、审美、创新和分析等核心能力，也加强其同理心与道德责任感。
因此，政府、科研组织及院校，应按博雅教育精神鼓励高中和本科生文理兼备，而非只是鼓吹多修读STEM学科。另外，我们应鼓励学生因应个人的志趣能力而非毕业出路或行业人力需求来决定选修纯理科目或应用科技科目。
院校必须紧守教育岗位
我深信杨局长曾真的见过苹果教主Steve Jobs，但后者也曾说过：“苹果的遗传基因相信只有科技并不足够，只有当科技与人文学科结合，才能产生令我们感到美好的结果。”
总结而言，政府与企业的“入侵”大学科研，虽可提升学术的能量和实用成果，但亦可削弱学术自主、师生好奇求知与心智发展的自由，是利多或是弊多暂仍难判断，但院校必须紧守教育岗位作出适当的平衡取舍。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原文刊于2016年4月号《信报月刊》，获作者授权转载。
撰文：恒生管理学院校长 何顺文教授
大多数人同意香港经济不能单靠传统金融、地产及旅游等支柱行业，更需要提升高增值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利香港开拓多元出路与再工业化，加强香港的竞争力和年轻人就业流动的机会。创新科技也可以使我们生活更便利、舒适和安全。
政府设立“创新及科技局”（下简称“创科局”）的原意是就可以专注领导创科发展及推动科研商品化，在深度及广度上加强有关创科发展的统筹与政策支援。
“创科局”名称不伦不类
但笔者一直对政府成立创科局有保留。原因是政府的语意思维不清，“局”的名称不伦不类，涉及所有创新范畴，而实际上文化创意产业却保留在原来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笔者曾建议采用“创新科技局”或“科技局”而非“创新及科技局”）。而扶持初创企业应否是创科局的范畴？也是一个疑问。另外， 笔者对创科局一直欠缺一套整全长远创新科技政策蓝图（特别是科技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失望。
既然创科局去年底最终获立法会通过，笔者期望上述的发展愿景蓝图很快就会出台。但最近读过特首《施政报告》内有关创科的专章 （由第67至89段，长度为历年之冠），发觉只是一大堆“散件式”支离破碎的例牌措施及资助计划，笔者对创科局的期望又再次下调。
中环价值 重经济轻人文
《施政报告》没有清楚交代一个长远科技政策的愿景与蓝图，科技发展只集中考虑在经济层面的效益而缺少了在一个均衡人文社会中的⻆色。用传统中环价值看新科技，只会重经济效益而轻人文价值，重实用技术而轻基本科学，及重STEM学科（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而轻文社学科。缺乏人文大视野，科技只会重蹈覆辙。
近代自由市场追逐利润，缺乏有效政策法规及个人自觉自律，企业任意行为忽视了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已造成众多后遗症。科技促进了工业大量生产，制造了财富，大幅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创造了空前的舒适和方便。但同时耗用天然资源也愈来愈多，终造成今天对环境的严重损毁。没有人文视野的新科技产品，鼓吹不负责任消费主义，制造更多浪费及令人际关系更疏离隔膜。
不少高科技化学合成品及基因改造食品对人类健康造成未能预计的后遗症，又产生不少伦理的争议。不少大药厂集中开发价格高昂与独家专利的药品，而非解决社会大众急切的问题。某些专利发明被一些厂商买入，但长期搁置不用，以阻延新产品出现影响现有产品的需求，这令可以实现的利世科技被搁置。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求利动机与政府政策法规失效的后果。政府公权力及市场力量往往未能在这些财团未开始壮大前加以限制和监管其生产方式。这些都是今天开发创新科技要注视的一些盲点。
今天很多重点科研工作，都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才能做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近年投入大量政府资源，鼓励大学研究人类的头部以了解智能的特性。有赖政府的推动和资助，很多科技才能有效发展。港府近年的政策也是鼓励官产学研大合作。本地具科研背景的大学传统上都较着重基础学术研究，争取研究经费，及出版学术论文；而较不重视知识转移或科研成果产品化。《施政报告》称将透过教资会鼓励和拨款20亿元资助大学进行更多中下游和应用研究，把资源精力较集中在科研成果商品化。而不少企业则透过赞助大学科研经费催生科技商品化，甚至主导大学科研方向及课题倾向实用科技。如果这些政策方向受落，大多院校及教授倾向偏重实用科研，这不一定是社会或高等教育的好事。
弄错“科”与“技”的关系
大学科学家要谨记自己应有求知求真和教育的基本责任。“科技”的发展，“科学”原是基本学术，“技术”是应用生产，两者有其基本不同目标，但也有关连。理论建立应先于技术应用和生产（前者需要的时间较长），而技术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纯科学理论的探究，两者可以有健康的互动和拖拉。虽然今天的基因染色体研究已难明确区分究竟是纯科学研究或为应用医学研究，其主次关系仍是重要的。再者，大学科研还有教育学生明辨思维和坚毅不挠的功能，而非只是着重短期市场成果。
近年另一个发展特色，就是将纯学术科学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过分结合在一起。科学家和政企已无法保持一定应有的独立性。市场生产需求逐渐控制了科学研究方向和投入，甚至急功近利求成果。正如着名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指出，本来是马拉车，而现在改为车拉马。这都是令人担忧的改变方向，社会领袖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经常作出反省。
大学不是应用研究所
港府在2002年委任英国宋达能教授（Professor Steward R. Sutherland）撰写《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报告》，提出因应各大学之主要研究特质分类为“基础研究型大学”或“应用及工业研究型大学”，这令教资会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不同类型院校制定不同表现评核准则，使各院校的科研成就更恰当地获得衡量。但近期政府和教资会鼓励并资助有科学或工程学科的UGC院校从事更多应用科研，似乎是违反上述提出的政策。
笔者深信大学不是一所应用研究所，香港也应有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从事基本理论研究不应被视为无效益或妨碍技术转移。在创科的潮流中，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就坚持鼓励与集中资助教授做基本学术研究，虽然风险较高及回报期长，但基本研究常带来最重大的突破发明。事实上，一个倡导创新创业的社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建立适合的基建以能同时促进基本和应用研究，而非偏重其中一块。
政经和科技领袖不能欠缺人文视野，素养和关怀。科学求真求知，人文求善求美，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成功的科技专家都得到人文学科的启发和鼓舞。人文社科的学习探究与包容精神，正是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本源，人文教育亦为培育学生独立思考、沟通、审美、创新和分析等核心能力，也加强其同理心与道德责任感。
因此，政府、科研组织及院校，应按博雅教育精神鼓励高中和本科生文理兼备，而非只是鼓吹多修读STEM学科。另外，我们应鼓励学生因应个人的志趣能力而非毕业出路或行业人力需求来决定选修纯理科目或应用科技科目。
院校必须紧守教育岗位
我深信杨局长曾真的见过苹果教主Steve Jobs，但后者也曾说过：“苹果的遗传基因相信只有科技并不足够，只有当科技与人文学科结合，才能产生令我们感到美好的结果。”
总结而言，政府与企业的“入侵”大学科研，虽可提升学术的能量和实用成果，但亦可削弱学术自主、师生好奇求知与心智发展的自由，是利多或是弊多暂仍难判断，但院校必须紧守教育岗位作出适当的平衡取舍。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原文刊于2016年4月号《信报月刊》，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