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报告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报告
【2020年11月9日，香港】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发表题为《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的科技创新研究报告，指出尽管本港大学基础科研成就卓越，但技术转移一环薄弱，难以将科研成果的“宝藏”，有效转化为具有重大社会及经济效益的产品和服务。基金会建议加强本港院校的技术转移能力，缔造一个蓬勃的科创生态，构建国际科研创新基地。
该研究表示：本港大学占香港年度研发总开支近一半，远高于英国及美国大学占当地研发总开支中约两成及一成的比例，可见大学在香港的创新生态中举足轻重。基金会去年发布的《释放香港科创潜能 构建国际研发之都》报告，建议增强院校与研究机构的科研实力。前沿科技须转化为实质产品或服务，才能造福社会，当中的关键在于技术转移。譬如商汤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以及大疆创新等从本港大学衍生出来的公司，将大学的突破技术落地商品化，成为影响重大的颠覆性产品。
惟本港大学技术转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2019年数据显示，本港所有大学的知识产权收入合计为一亿港币，尚不足一间牛津大学的1/7；本地所有院校的衍生公司总数亦仅达牛津大学的一半左右。基金会认为，技术转移是开启大学科研宝藏的关键。如能有效转化大学科研成果，能活化本地创新生态，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亦大有益处。因此，基金会提出七大政策建议：
建议一：优化评核框架，并将拨款分配与大学表现挂鈎，以培育大学的知识转移文化
报告发现：在技术转移的指标方面，目前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和各间大学收集和公布的数据较海外同侪为少，而大学的指标表现亦不与政府的技术转移拨款数额挂鈎。这导致一方面难以评定各大学技术转移的表现，另一方面亦削弱了院校技术转移的动力。
基金会建议，教资会应仿效英国的高等教育统计局及知识转移框架，设立一个更全面的数据库管理数据，建立评核大学技术转移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并根据大学在技术转移的表现来分配其技术转移的资助金额，以鼓励院校的技术转移文化。
建议二：增加研究人员在科研成果商品化的灵活性与选择，以提升知识产权的流动性
技术转移的文化亦颇受限于大学保守的政策，包括专利权的拥有、使用、转让及收益分配等。例如，在专利权政策方面，除非本港的发明者支付昂贵的经费买断，否则专利属大学所有。海外的大学则相对慷慨，部分直接容许发明者获得专利权，亦允许衍生公司以少量股权换取专利授权。在校外执业方面，在全年52周中，目前本港大学教职员每周不能花超过一天时间（包括周末、公众假期及年假）来从事校外工作。
基金会建议，本地大学应放宽知识产权及校外执业的相关规定，提供更大弹性，让教职员有更大动力以及空间将其科研成果商品化。
建议三：透过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转移联盟促进大学研究商品化
基金会建议，大学应邀请更多专业人士，如商界领袖及投资者，加入技术转移委员会，以提供多元专业意见，并吸纳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人士加入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同时，基金会亦建议各间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组成一个技术转移联盟，与技术转移办公室形成互补，建立连接大学与业界的平台，整合资源推动大学科研商品化。
建议四：加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创业亦是将基础研究商品化的另一个选择。基金会建议，政府应改进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除了为验证技术可行性及开发产品原型提供无条件资助外，加设第二阶段，若初创企业成功获得私人投资，政府会提供额外的资金，并放宽税收规定以鼓励对这些初创企业的私人投资；同时，应促进该资助计划与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合作，透过与私营孵化器及加速器的结合，使初创企业能充分享用其资源及网络。
建议五：善用未来基金，提供耐心资本和“深科技”投资策略，以培育本地衍生公司
前沿科技的持续研发需要资金的长期支持。香港的科研优势在于“深科技”，例如生物科技，需要大量研发资金和时间（即“耐心资本”）投入，但能带来深远长久的贡献。早前，政府宣布将从“未来基金”拨出部分资金，成立名为“香港增长组合”的投资组合。基金会对此表示赞同。基金会认为，若“香港增长组合”能效仿英国IP Group的做法，使用“耐心资本”投资本地大学的深科技，将扩大院校科研成果的影响，带来新的产业机会，进一步提高香港经济的长期生产力。
建议六：成立一个高层次的科学和发展办公室，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提供意见，制定公共研发拨款的整体策略，并确保政府部门支持试用崭新科技
政府内部并无独立机构为其提供科学谘询，难以把握全球创新及产业发展新趋势，因此缺乏具有前瞻性的蓝图和愿景。基金会建议，政府应借鉴美国和新加坡的做法，成立一个科学和发展办公室，由首席科学与发展总监领导，并邀请学者和科学家加入，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提供建议，制订公共研发拨款的整体策略，并推动公营机构试用本港的科创成果。
建议七：将九龙湾行动区发展为世界一流的创新园区
创新成果的转化落地离不开商界和业界的支持。但香港科学园、数码港以及落马洲港深创科园均远离两个核心商业区。九龙东交通便利，邻近大学和研发中心，及位于将军澳工业邨的数据技术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同时亦是政府试验智慧城市等崭新科技的重要选址。因此，基金会认为，香港应在九龙东构建世界级的创新园区。其中，九龙湾行动区尚未开发的面积较大，政府应划出九龙湾行动区1/3至1/2的面积，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创新园区，为扩建科学园和数码港提供场地，并吸引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公司进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研究）卢煜明教授表示，“放宽研究人员校外执业的限制能增加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灵活性，有效推动更多研究人才参与科研商品化，发挥香港的科研实力。”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教授提出，“改善大学技术转移的评核框架及关键绩效指标，能加强院校对技术转移的重视程度，促进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共同构建一个蓬勃的技术转移氛围。”
建峰资本管理合夥人汤复基博士表示，“要成功发展颠覆性的深科技，长期的资金支援必不可少。若我们能参照英国的IP Group的模式，大幅推动深科技的成果商品化，会释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及经济发展研究主管水志伟先生指出，“政府近年为发展科创加大投入，但较集中在基础研究。若能填补应用研究及市场之间的技术转移缺口，把本港顶尖科研成果落地商品化，将为经济发展找寻新出路。”
《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科技创新研究报告：
中文版： https://bit.ly/3lc1y8z
英文版： https://bit.ly/2U6YA9l
完整发布会：https://youtu.be/QarDF0tiT_s?t=250
【2020年11月9日，香港】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发表题为《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的科技创新研究报告，指出尽管本港大学基础科研成就卓越，但技术转移一环薄弱，难以将科研成果的“宝藏”，有效转化为具有重大社会及经济效益的产品和服务。基金会建议加强本港院校的技术转移能力，缔造一个蓬勃的科创生态，构建国际科研创新基地。
该研究表示：本港大学占香港年度研发总开支近一半，远高于英国及美国大学占当地研发总开支中约两成及一成的比例，可见大学在香港的创新生态中举足轻重。基金会去年发布的《释放香港科创潜能 构建国际研发之都》报告，建议增强院校与研究机构的科研实力。前沿科技须转化为实质产品或服务，才能造福社会，当中的关键在于技术转移。譬如商汤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以及大疆创新等从本港大学衍生出来的公司，将大学的突破技术落地商品化，成为影响重大的颠覆性产品。
惟本港大学技术转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2019年数据显示，本港所有大学的知识产权收入合计为一亿港币，尚不足一间牛津大学的1/7；本地所有院校的衍生公司总数亦仅达牛津大学的一半左右。基金会认为，技术转移是开启大学科研宝藏的关键。如能有效转化大学科研成果，能活化本地创新生态，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亦大有益处。因此，基金会提出七大政策建议：
建议一：优化评核框架，并将拨款分配与大学表现挂鈎，以培育大学的知识转移文化
报告发现：在技术转移的指标方面，目前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和各间大学收集和公布的数据较海外同侪为少，而大学的指标表现亦不与政府的技术转移拨款数额挂鈎。这导致一方面难以评定各大学技术转移的表现，另一方面亦削弱了院校技术转移的动力。
基金会建议，教资会应仿效英国的高等教育统计局及知识转移框架，设立一个更全面的数据库管理数据，建立评核大学技术转移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并根据大学在技术转移的表现来分配其技术转移的资助金额，以鼓励院校的技术转移文化。
建议二：增加研究人员在科研成果商品化的灵活性与选择，以提升知识产权的流动性
技术转移的文化亦颇受限于大学保守的政策，包括专利权的拥有、使用、转让及收益分配等。例如，在专利权政策方面，除非本港的发明者支付昂贵的经费买断，否则专利属大学所有。海外的大学则相对慷慨，部分直接容许发明者获得专利权，亦允许衍生公司以少量股权换取专利授权。在校外执业方面，在全年52周中，目前本港大学教职员每周不能花超过一天时间（包括周末、公众假期及年假）来从事校外工作。
基金会建议，本地大学应放宽知识产权及校外执业的相关规定，提供更大弹性，让教职员有更大动力以及空间将其科研成果商品化。
建议三：透过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转移联盟促进大学研究商品化
基金会建议，大学应邀请更多专业人士，如商界领袖及投资者，加入技术转移委员会，以提供多元专业意见，并吸纳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人士加入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同时，基金会亦建议各间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组成一个技术转移联盟，与技术转移办公室形成互补，建立连接大学与业界的平台，整合资源推动大学科研商品化。
建议四：加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创业亦是将基础研究商品化的另一个选择。基金会建议，政府应改进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除了为验证技术可行性及开发产品原型提供无条件资助外，加设第二阶段，若初创企业成功获得私人投资，政府会提供额外的资金，并放宽税收规定以鼓励对这些初创企业的私人投资；同时，应促进该资助计划与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合作，透过与私营孵化器及加速器的结合，使初创企业能充分享用其资源及网络。
建议五：善用未来基金，提供耐心资本和“深科技”投资策略，以培育本地衍生公司
前沿科技的持续研发需要资金的长期支持。香港的科研优势在于“深科技”，例如生物科技，需要大量研发资金和时间（即“耐心资本”）投入，但能带来深远长久的贡献。早前，政府宣布将从“未来基金”拨出部分资金，成立名为“香港增长组合”的投资组合。基金会对此表示赞同。基金会认为，若“香港增长组合”能效仿英国IP Group的做法，使用“耐心资本”投资本地大学的深科技，将扩大院校科研成果的影响，带来新的产业机会，进一步提高香港经济的长期生产力。
建议六：成立一个高层次的科学和发展办公室，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提供意见，制定公共研发拨款的整体策略，并确保政府部门支持试用崭新科技
政府内部并无独立机构为其提供科学谘询，难以把握全球创新及产业发展新趋势，因此缺乏具有前瞻性的蓝图和愿景。基金会建议，政府应借鉴美国和新加坡的做法，成立一个科学和发展办公室，由首席科学与发展总监领导，并邀请学者和科学家加入，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提供建议，制订公共研发拨款的整体策略，并推动公营机构试用本港的科创成果。
建议七：将九龙湾行动区发展为世界一流的创新园区
创新成果的转化落地离不开商界和业界的支持。但香港科学园、数码港以及落马洲港深创科园均远离两个核心商业区。九龙东交通便利，邻近大学和研发中心，及位于将军澳工业邨的数据技术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同时亦是政府试验智慧城市等崭新科技的重要选址。因此，基金会认为，香港应在九龙东构建世界级的创新园区。其中，九龙湾行动区尚未开发的面积较大，政府应划出九龙湾行动区1/3至1/2的面积，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创新园区，为扩建科学园和数码港提供场地，并吸引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公司进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研究）卢煜明教授表示，“放宽研究人员校外执业的限制能增加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灵活性，有效推动更多研究人才参与科研商品化，发挥香港的科研实力。”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教授提出，“改善大学技术转移的评核框架及关键绩效指标，能加强院校对技术转移的重视程度，促进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共同构建一个蓬勃的技术转移氛围。”
建峰资本管理合夥人汤复基博士表示，“要成功发展颠覆性的深科技，长期的资金支援必不可少。若我们能参照英国的IP Group的模式，大幅推动深科技的成果商品化，会释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及经济发展研究主管水志伟先生指出，“政府近年为发展科创加大投入，但较集中在基础研究。若能填补应用研究及市场之间的技术转移缺口，把本港顶尖科研成果落地商品化，将为经济发展找寻新出路。”
《搭建技术转移大桥 构筑科研创新基地》科技创新研究报告：
中文版： https://bit.ly/3lc1y8z
英文版： https://bit.ly/2U6YA9l
完整发布会：https://youtu.be/QarDF0tiT_s?t=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