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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漸:改變房屋分配政策

201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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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漸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大學黃乾亨黃英豪基金教授
(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我已在香港執教39年,從未發表過政治見解,因為我主要關心社會經濟問題。不過這不表示我沒有探討政治。其實我自1987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至今一直教授「政治經濟」這門學科。政治和經濟,兩者息息相關。

我今年已63歲,不久就會退休,深深體會黃友嘉博士的疑問:若我到了75歲,外出需要坐輪椅,誰能夠幫助我呢?除非我們在社會、經濟、政治層面,均出現根本改變,否則我會認真考慮在年老時移居他方。

當前討論香港前途。從經濟學角度看,香港前途極其光明;從人口角度看,則是另一回事。從現在的發展軌跡看來,前途光明的人口將會離開,相反者則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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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的發展軌跡看,前途光明的人口將會離開,相反者則會留下。

對香港經濟前景有信心

我對香港維護法治的能力與施法制度,極有信心。兩者都受到高度保障,我們的金融與服務行業必會步步向好。內地金融體系發展,受制於先天缺陷——大陸法系的傳統,金融制度難以發展成熟。今時今日,金融制度仍扎根英語普通法系國家,日本、德國和法國已大為落後。只有在普通法系國家,金融才能發展蓬勃,這方面有科學實證支持,所以我對香港未來金融發展非常樂觀。北京不能過分干預香港市場,因為香港若出現滑鐵盧,後果將不堪想像。我對亞洲外部的經濟發展,也抱正面看法。香港亦受惠於此,發展前景良好。

尋租行為損害社會

然而,政治方面,我則非常擔憂。

政治生態,令我們一直未能回應當前最迫切的問題。過去幾十年,政治參與活躍了不少,但總體來說,始終着眼於短暫效益,幾乎完全沒有考慮長遠問題。曾主席提及政改否決,我感受很深。政治爭議的確應該暫時放在一邊,然而更深入去思考,我們繼續討論所謂民生,事實上就是討論短期政治。尋租行為正逐步入侵我們的社會——不只是工商界,亦見於各行各業,如非牟利團體、環保團體等,全部出現短期尋租問題。這些尋租行為會繼續存在於香港的政治生態內,損害香港經濟發展;香港會為此付出極大代價。若政治生態不改變,問題就不能解決。事實上,現在的政治體制正鼓勵不同的尋租行為。特首權力薄弱,不時受到各路團體威嚇勒索,這是他無法一一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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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樂業愈來愈難

安居樂業愈來愈難

香港的貧困現象,在所有富裕國家都會發生,成因有多方面,主要原因則只有一個:我們的收入不斷增加,生產力不斷上升;可是用於改善巿民生活的產品,如房屋、教育、醫療等,愈來愈昂貴,反而娛樂、上網、衣服等愈來愈便宜。若廉宜的房屋、教育、醫療服務難以獲取,那麼生活的總體素質、生產力甚至跨代生產力,都會受到深遠影響。

現在,愈來愈多人無法負擔房屋,生病只能到公立醫院輪候,也無法讓子女入讀一流學校。「安居樂業」,對今日的中產來說,愈來愈難。這是近30年出現的轉變。

人口素質下降 房屋問題惡化

經濟不平等、經濟增長緩慢,導致政治深層分化,這涉及眾多因素;不但香港要面對,紐約、三藩巿、倫敦等同樣要面對。只是香港不但沒有實行調節機制,還使其變本加厲地惡化。公共房屋政策就是一例。

第一,我們不像紐約居民一樣,可以隨意離開紐約,而必須留在香港,矛盾因而積聚。第二,由於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等因素,收入微薄的老人可與內地人結婚,結果令人口素質下降。自2000年開始,不只單身男士到內地結婚,已婚、低收入的男士離婚,然後與內地人再婚,亦佔相當比例。香港於是多了許多不愉快的家庭。單親家庭或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亦高度集中在公共房屋體系內。大量人口於內地結婚,同時香港房屋政策優待已婚家庭,因此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低收入家庭的男士與女士離婚之後,女士與子女繼續留在公屋,而男士娶內地女子後,又可以再輪候公屋。加上1998—1999年,公屋政策經歷了重大改變,就是放寬大半數家庭成員須在香港住滿七年的限制。從此居於公共房屋的人口比例漸漸改變,從1996年只有4.4萬户公屋有非永久居民入住,到2001年多達12萬户。部分香港巿民對內地人及新移民反感,不只是抗議「自由行」阻路,居住公屋的權利被剝削,也是一大原因。1976年,我們曾一致認為來自公屋的人一定窮,其實不對,當時只有53%公屋家庭的收入,低於香港入息中位數,反映居住公屋與否,與貧富關係不大。至2011年,80%公屋家庭的收入低於香港入息中位數,至此才真的是「窮人住公屋」。

應改變房屋分配政策 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

我認為房屋從來不是居所層面的問題,資產才是核心。香港一半人口擁有物業,一半沒有,此現象不會驟然改變。房屋問題,不是每年分發四萬個單位就可解決,所以才寄望政改,透過政治制度平衡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低收入人士的問題,也斷非簡單透過財富重新分配就能解決。沒有好的政改讓社會凝聚共識,就遑論深入分析、了解這些問題,從而解決它們。

然而,政改已被否決,唯有寄望香港採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變建屋後的分配,保證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賃或購買250—350平方呎的公屋單位,讓一般巿民負擔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給予資助,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這樣才能紓緩深層次的社會不均,消弭背後的不公。處理好基礎層面,就可望解決政治問題。

經濟發展關乎土地、資本與人口。資本我們不缺,人口素質卻極有問題,而且這問題在30年前就能預視。人口數量與素質下降,大大阻礙香港經濟發展,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中產滑向下層。這會令香港愈來愈兩極、分化。特區政府做過很多人口報告,政策卻未見改進。要解決香港的不平等及貧窮問題,需要凝聚共識,推行全面而果斷的政策。

本文為作者於7月中旬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舉行「香港的前路」研討會的演說內容,由朱淑滎整理,文章原載於《灼見名家》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