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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研究評審 打造創科新戰術

2016-04-17

撰文:張恩榮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

 

全球球迷一同悼念的荷蘭球王告魯夫,除了在球場上展示全能足球威力,在他管理下,巴塞隆那Tika-taka短傳走位的風格正式確立;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巴塞隆那依然憑此系統稱霸球壇。在規劃戰術方面,告魯夫對足球的貢獻比馬勒當拿和比利更大,更證明了若能定下正確的方向和策略,不但能扭轉頹勢,更可享受持續成功。

 

特區政府近日公布《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的方向及建議,希望院校能學習國際上高等教育院校的良好做法,更有效履行管治職責。在全球先進地區力求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以及香港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學的背景下,提升大學管治質素,除了維護院校自主權和學術自由,對香港長遠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亦非常重要。

 

論文壓力下放學者身上

鑑於近年的政治爭議,社會聚焦在行政長官擔任校監及委任校董會成員的制度;但其實更影響大學研究人員日常工作的管治因素,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的評審準則。正如教資會報告指出,策略規劃中的某些範疇並非由院校處理,在研究方面,最明顯的是教資會的研究評審工作(RAE)。

 

本港大學大部分研究撥款取決於RAE結果,故其評審標準主導着各院校的研究行為。現時香港RAE的評審指標中,「研究成果」佔八成比重,因此,於國際學術文刊發表論文成為本港學術界的首要目標。大學為確保得到充裕的研究撥款,把發表論文的壓力下放到學者身上;至於轉移知識去影響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的工作,並不太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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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大學大部分研究撥款取決於RAE結果,現時RAE的評審指標中,「研究成果」佔八成比重,因此,於國際學術文刊發表論文成為本港學術界的首要
目標。大學為確保得到充裕的研究撥款,把發表論文的壓力下放到學者身上;至於轉移知識去影響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的工作,並不太受重視。

 

教資會報告提出一項假設,就是將八所大學的各自利益整合起來,便成為香港整體社會在高等教育上的公眾利益;但當各院校都致力成為以論文為主導的同一類研究型大學,而忽略了社會需要的公共政策目標,高等教育政策便有不符合公眾利益之嫌。教資會報告認為要提升管治質素,「院校定有明確的優次安排和可實踐的目標尤為重要」,但事實上,大學安排的研究目標是否符合社會需要,教資會責無旁貸。

 

新增「研究影響」準則

教資會表示自身作為撥款機構,其「職能有局限」、「相對力弱」,這說法有逃避責任之嫌。掌管着大學大部分收入,教資會有一絕招:通過調整撥款評審準則來引導大學的研究發展,以滿足社會需要。事實上,英國政府便為了促使高等教育界通過研究為經濟和社會帶來更明顯好處,自二○一四年引進新的「研究卓越架構(REF)」取代沿用多年的RAE。其中主要的調整,是新增「研究影響」為審核準則之一,評估研究如何影響經濟、社會、健康、環境、文化和生活品質等。換句話說,英國政府調整撥款方程式,令學者更留意其研究對社會所帶動的影響力。

 

根據英國政府大學與科學部委託Dame Ann Dowling教授於二○一五年發表的報告,在評核標準加入「研究影響」後,有助鼓勵英國工商界和大學合作,將科研轉化成更多經濟效益。本港現時的研究評審工作(RAE)是教資會於一九九三年以英國系統為藍本推行,自此亦經常參考英國的經驗。香港要在全球創新科技浪潮中力爭上游,教資會除了建議院校提升管治質素,更必須履行自身作為大學撥款機構的職責,通過其獨有的政策工具造福香港長遠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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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便為了促使高等教育界通過研究為經濟和社會帶來更明顯好處,自二○一四年引進新的「研究卓越架構(REF)」
取代沿用多年的RAE。新增「研究影響」為審核準則之一,評估研究如何影響經濟、社會、健康、環境、文化
和生活品質等,令學者更留意其研究對社會所帶動的影響力。

 

當然,調整研究評審工作可能會面對一些反對聲音,正如告魯夫執教巴塞初期,球員也要面對適應新系統的挑戰,首兩年亦未能重奪聯賽錦標;但作為領隊的告魯夫堅持改革,最終不但成為聯賽四連霸,更助巴塞首奪歐洲冠軍,後來的教練承繼其風格至今,為球會帶來空前成功。以告魯夫的經驗為例,期望教資會調整研究評審工作,為大學研究帶來新刺激,扭轉香港創新科技產業頹勢,令社會得益。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2016年4月17日,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