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美香  資深傳媒人

香港五位專攻科研的大學校長認為，院校是提供知識與人才的重要基地；要有效發展科研，無論從新知識、新發明，到「科研轉移」，然後生產，在政策及資源上都要配合。五所大學的科研重點不一，遇上的難題不一、對政府期望關注的方向也不一樣。五位校長的想法整合起來，是一籃子科研方案，值得政府、科研及學界反思。

本港5位大學校長級人馬，早前分別接受訪問談科研，陳繁昌教授認為要協調一些利益矛盾，如能否讓教授不帶薪休假兩年做科研；唐偉章教授建議撥款機制應重視科研成果對社會的影響力；徐立之教授倡議對院校的評價不應單看論文的影響力，還要看對社會的影響力；郭位教授主張科研發展應由政府政策帶動，才會有成果；錢大康教授認為，期望教授創業是錯配，應該對學生加以培訓。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認為，香港科研不搞好，便無法領先。科大於一九九一年創校便設有全港第一間知識轉移辦公室，至今獲美國核准專利為數較多，在全球大學之中排首一百名之列，大約排七十前後，是香港第一名。他說：「港府如要成功，就必須處理一些問題。例如：我們的科研轉移有潛力發展成一個好項目，教授想不帶薪休假兩年，專心去發展，院校可批准嗎？如教授只有辭職去幹，那就沒有激勵的誘因，例如：史丹福及麻省理工可以，讓你辦好項目再回來執教。香港須協調此政策，否則有利益矛盾。又如：學生有創業想法，想休學一段時間再復學，我估計按現行政策是不行的。」

就團結香港基金建議，評審教授除學術論文之外，其對社會影響力的成果，亦應計算在內，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授表示完全認同；並說理大在建築、紡織、保健等多方面已對社會作出不少貢獻，該校應獲得更多科研經費。「撥款計算比重須平衡一些。如果不重視對社會影響力，我們從事應用科研，便有點吃虧。教資會應予以重視，一旦科研成果對社會具影響力，應有機制計分。」

目前大部分研究撥款取決於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結果，有多少研究成果成功轉移至業界不是現行RAE衡量標準之一，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建議教資會參考英國已實行而且成效顯著的評核標準，推行新的績效指標「對社會影響力」，使大學研究和產業有更好的結合。徐立之說：「大學本身雖然鼓勵教授成果轉移和幫助學生創業，然而學者本身的升遷卻往往只以論文發表的數量來決定。另外，大學雖然經常強調教學、研究及技術轉移同等重要，但在教學方面評核標準不一，遠不及計算論文數量來得簡單。至於技術轉移方面，更沒有一套簡單的指標，是否根據專利的市場價值、合作或報章評論的多少呢？這些在每個行業和學科都不同，更難制訂標準。所以，很多教授便寧願多寫幾篇論文。」

罕有擁有四料院士(美國、中國、台灣、俄羅斯)的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指出，政府應給予院校一個自主的發展空間，孕育創新、創意思想。他說：「無論是高等教育、科技發展，應從屬於政策導向，在制定政策後，應放手讓院校經由市場機制自行發揮。如果堅持微管，則會窒礙創新，難有成效。」他認為，創新應由政府做起。「政府過份的問責，變成監控別人不監控自己。香港的問責文化，不問原因，令人寧可逃避風險，抹煞了創意。政府應自我創新及改造。香港政府雖然很廉潔，但政策過時，規限太多，窒礙人們的創意。」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說：「依賴八大院校教授的創業真的不夠，一定要靠學生。教授四千個名額每年不變，每年一成才有四百個，但畢業生每年萬五人。教授只是協助帶動學生參與業界。」

香港五間大學工學院所訓練的學生不多，只看大學仍不行，還要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所提供的人才。「我們可否推動職業訓練局學生做科研應用、互聯網安全？現代的創造是講集體，而不是個人的。創業文化一定要在自由氣氛之下進行。在欠缺人力及天然資源之下，再不靠創意，香港都挺難走前。」 

本文節錄自《明報月刊》七月號。原文刊於《am730》2016年7月22日，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