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香港五位专攻科研的大学校长认为，院校是提供知识与人才的重要基地；要有效发展科研，无论从新知识、新发明，到“科研转移”，然后生产，在政策及资源上都要配合。五所大学的科研重点不一，遇上的难题不一、对政府期望关注的方向也不一样。五位校长的想法整合起来，是一篮子科研方案，值得政府、科研及学界反思。

本港5位大学校长级人马，早前分别接受访问谈科研，陈繁昌教授认为要协调一些利益矛盾，如能否让教授不带薪休假两年做科研；唐伟章教授建议拨款机制应重视科研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力；徐立之教授倡议对院校的评价不应单看论文的影响力，还要看对社会的影响力；郭位教授主张科研发展应由政府政策带动，才会有成果；钱大康教授认为，期望教授创业是错配，应该对学生加以培训。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教授认为，香港科研不搞好，便无法领先。科大于一九九一年创校便设有全港第一间知识转移办公室，至今获美国核准专利为数较多，在全球大学之中排首一百名之列，大约排七十前后，是香港第一名。他说：“港府如要成功，就必须处理一些问题。例如：我们的科研转移有潜力发展成一个好项目，教授想不带薪休假两年，专心去发展，院校可批准吗？如教授只有辞职去干，那就没有激励的诱因，例如：史丹福及麻省理工可以，让你办好项目再回来执教。香港须协调此政策，否则有利益矛盾。又如：学生有创业想法，想休学一段时间再复学，我估计按现行政策是不行的。”

就团结香港基金建议，评审教授除学术论文之外，其对社会影响力的成果，亦应计算在内，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教授表示完全认同；并说理大在建筑、纺织、保健等多方面已对社会作出不少贡献，该校应获得更多科研经费。“拨款计算比重须平衡一些。如果不重视对社会影响力，我们从事应用科研，便有点吃亏。教资会应予以重视，一旦科研成果对社会具影响力，应有机制计分。”

目前大部分研究拨款取决于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结果，有多少研究成果成功转移至业界不是现行RAE衡量标准之一，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教授建议教资会参考英国已实行而且成效显着的评核标准，推行新的绩效指标“对社会影响力”，使大学研究和产业有更好的结合。徐立之说：“大学本身虽然鼓励教授成果转移和帮助学生创业，然而学者本身的升迁却往往只以论文发表的数量来决定。另外，大学虽然经常强调教学、研究及技术转移同等重要，但在教学方面评核标准不一，远不及计算论文数量来得简单。至于技术转移方面，更没有一套简单的指标，是否根据专利的市场价值、合作或报章评论的多少呢？这些在每个行业和学科都不同，更难制订标准。所以，很多教授便宁愿多写几篇论文。”

罕有拥有四料院士(美国、中国、台湾、俄罗斯)的城市大学校长郭位教授指出，政府应给予院校一个自主的发展空间，孕育创新、创意思想。他说：“无论是高等教育、科技发展，应从属于政策导向，在制定政策后，应放手让院校经由市场机制自行发挥。如果坚持微管，则会窒碍创新，难有成效。”他认为，创新应由政府做起。“政府过份的问责，变成监控别人不监控自己。香港的问责文化，不问原因，令人宁可逃避风险，抹煞了创意。政府应自我创新及改造。香港政府虽然很廉洁，但政策过时，规限太多，窒碍人们的创意。”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教授说：“依赖八大院校教授的创业真的不够，一定要靠学生。教授四千个名额每年不变，每年一成才有四百个，但毕业生每年万五人。教授只是协助带动学生参与业界。”

香港五间大学工学院所训练的学生不多，只看大学仍不行，还要看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职业训练局所提供的人才。“我们可否推动职业训练局学生做科研应用、互联网安全？现代的创造是讲集体，而不是个人的。创业文化一定要在自由气氛之下进行。在欠缺人力及天然资源之下，再不靠创意，香港都挺难走前。” 

本文节录自《明报月刊》七月号。原文刊于《am730》2016年7月22日，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