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 黃元山、研究員 江俊燊

綠色債券向來飽受「漂綠」質疑，畢竟要界定所謂綠色項目究竟是深綠、淺綠抑或只是「扮綠」並不容易。驟眼看來，「何謂綠色」是個言人人殊的大哉問，但其實國際上早有不同標準，嘗試為綠色下一個定義。這些標準固然不可能盡善盡美，但至少為「何謂綠色」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基礎。

中國綠債標準修訂 三大要義

在中國內地，綠色債券的標準主要有二，分別是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15年版）》（下稱2015年版目錄）以及發改委的《綠色債券發行指引》。

近日，人民銀行、發改委和中證監聯合發布《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0年版）》（下稱2020年版目錄）的徵求意見稿，當中包含不少重要修訂，勢必促進國內外綠色標準的融合。香港作為內地的離岸綠債發行中心，不可不察。

是次內地綠債改革，主要意義有三：

首先，是內地綠債標準與國際標準的接軌。

與國際接軌 統一國內標準

長久以來，內地綠債標準與國際標準的一個主要分歧在於潔淨煤（clean coal）的使用。內地一直將潔淨煤項目界定為綠色融資範疇之內，但國際投資者普遍不承認潔淨煤屬綠色項目。今次修訂的一大重點，就是將潔淨煤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相關項目從目錄中剔除，勢將增加國際投資者對於中國綠色債券的興趣。

其次，是國內綠債標準的統一。此前國內不同類型的債券各自參照上述兩個略有不同的標準，而2020年版目錄為市場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標準。這將推動內地綠債市場融合，讓投資者更容易基於一個統一標準去評估綠色項目。

最後，是綠色項目定義的寬度和深度。一方面，2020年版目錄擴充了2015年版目錄的綠色項目範疇，例如增添了綠色服務這一類別，將有助擴大綠債市場。另一方面，2020年版目錄亦增加了更多技術細節，並且提高了要求，例如太陽能光伏發電，2015年版目錄要求多晶矽電池組件光電轉化效率≥15.5%，2020年版目錄則將此要求提高到17%。

2019年，內地機構在香港發行的綠債佔香港總發行量79%，反映內地發行人對於香港成為綠債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香港綠債發行量有81%為美元債，反映香港綠債集資主要面向國際投資者。作為內地與國際投資者之間的橋樑，香港的綠債標準必須緊貼內地和國際發展。

港綠債總發行量 內企佔79%

現時香港政府主要支持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綠色金融認證計劃》標準。例如政府的《綠色債券資助計劃》，要求發行人透過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綠色金融認證計劃》獲取綠色債券認證，而香港政府的首次綠債發行，亦尋求了品質保證局的綠色債券認證。然而，隨着內地和國際標準發展，尤其是近期的內地《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0年版）》和歐盟的《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以及中歐雙方就調和中歐綠色金融標準正進行的討論，香港或許是時候考慮進一步擁抱國際標準，並思考自身在國際標準發展中的角色。

內地與國際橋樑 港標準須反思

除了被動地採納和鼓勵發行人使用國際標準，香港亦可考慮善用自身經驗，參與國際標準發展的討論。例如香港在綠色建築方面經驗豐富，綠色建築亦佔本地綠色債券發行量超過6成。在相關國際標準的發展過程中，香港或可貢獻其經驗，形塑這些標準的制定。

金融與實體經濟從來是一體兩面，綠色金融的發展亦與綠色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內地綠債項目目錄的修訂，其實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希望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哪些部分。這也帶出了一個問題：香港希望扶持實體經濟中的哪些綠色產業？

港綠色產業貧乏 再工業化有可為

這一問，卻凸顯了香港綠色產業的貧乏。在2019年發行的本地綠色債券中，有61%資金用於低碳建築，其餘廢物處理、交通、水資源、土地、工業、能源各佔5%至8%不等，反映香港本地綠債發行高度集中於建築領域。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本地缺乏多元化的綠色產業，而長此下去，這將一方面限制了本地綠債市場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亦較難迎合綠色投資者的分散化需求，不利本地綠債市場發展。

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撥款2億元成立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支持減碳技術和綠色科技的研發及應用，是一個良好訊號。在「再工業化」的主旋律下，政府應更積極推動香港綠色產業發展，並引導綠色金融市場為相關行業提供發展資金。

社會債與可持續債 值得推動

此外，近年除綠色債券外，社會債券和可持續發展債券（即綠色債券和社會債券的結合）亦日漸成長。政府亦可考慮引導市場資金推動社會相關產業，例如醫療產業發展，紓緩人口老化等社會問題，同時推動相關金融市場成長。

回到文章開首，何謂綠色項目固然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要制定人人認同的標準就更不容易。可幸的是，國際上已有不同標準作為討論的基礎，而香港最近成立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亦已然承擔起標準制定的重任。無論是香港與國際綠色標準之間的關係，還是香港綠色標準與自身可持續發展規劃的關係，都應該是督導小組需要仔細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