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 黄元山、研究员 江俊燊

绿色债券向来饱受“漂绿”质疑，毕竟要界定所谓绿色项目究竟是深绿、浅绿抑或只是“扮绿”并不容易。骤眼看来，“何谓绿色”是个言人人殊的大哉问，但其实国际上早有不同标准，尝试为绿色下一个定义。这些标准固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为“何谓绿色”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

中国绿债标准修订 三大要义

在中国内地，绿色债券的标准主要有二，分别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下称2015年版目录）以及发改委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近日，人民银行、发改委和中证监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下称2020年版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包含不少重要修订，势必促进国内外绿色标准的融合。香港作为内地的离岸绿债发行中心，不可不察。

是次内地绿债改革，主要意义有三：

首先，是内地绿债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与国际接轨 统一国内标准

长久以来，内地绿债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个主要分歧在于洁净煤（clean coal）的使用。内地一直将洁净煤项目界定为绿色融资范畴之内，但国际投资者普遍不承认洁净煤属绿色项目。今次修订的一大重点，就是将洁净煤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相关项目从目录中剔除，势将增加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绿色债券的兴趣。

其次，是国内绿债标准的统一。此前国内不同类型的债券各自参照上述两个略有不同的标准，而2020年版目录为市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将推动内地绿债市场融合，让投资者更容易基于一个统一标准去评估绿色项目。

最后，是绿色项目定义的宽度和深度。一方面，2020年版目录扩充了2015年版目录的绿色项目范畴，例如增添了绿色服务这一类别，将有助扩大绿债市场。另一方面，2020年版目录亦增加了更多技术细节，并且提高了要求，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2015年版目录要求多晶矽电池组件光电转化效率≥15.5%，2020年版目录则将此要求提高到17%。

2019年，内地机构在香港发行的绿债占香港总发行量79%，反映内地发行人对于香港成为绿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香港绿债发行量有81%为美元债，反映香港绿债集资主要面向国际投资者。作为内地与国际投资者之间的桥梁，香港的绿债标准必须紧贴内地和国际发展。

港绿债总发行量 内企占79%

现时香港政府主要支持香港品质保证局的《绿色金融认证计划》标准。例如政府的《绿色债券资助计划》，要求发行人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的《绿色金融认证计划》获取绿色债券认证，而香港政府的首次绿债发行，亦寻求了品质保证局的绿色债券认证。然而，随着内地和国际标准发展，尤其是近期的内地《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和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以及中欧双方就调和中欧绿色金融标准正进行的讨论，香港或许是时候考虑进一步拥抱国际标准，并思考自身在国际标准发展中的角色。

内地与国际桥梁 港标准须反思

除了被动地采纳和鼓励发行人使用国际标准，香港亦可考虑善用自身经验，参与国际标准发展的讨论。例如香港在绿色建筑方面经验丰富，绿色建筑亦占本地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成。在相关国际标准的发展过程中，香港或可贡献其经验，形塑这些标准的制定。

金融与实体经济从来是一体两面，绿色金融的发展亦与绿色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内地绿债项目目录的修订，其实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希望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哪些部分。这也带出了一个问题：香港希望扶持实体经济中的哪些绿色产业？

港绿色产业贫乏 再工业化有可为

这一问，却凸显了香港绿色产业的贫乏。在2019年发行的本地绿色债券中，有61%资金用于低碳建筑，其余废物处理、交通、水资源、土地、工业、能源各占5%至8%不等，反映香港本地绿债发行高度集中于建筑领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地缺乏多元化的绿色产业，而长此下去，这将一方面限制了本地绿债市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亦较难迎合绿色投资者的分散化需求，不利本地绿债市场发展。

在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政府拨款2亿元成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支持减碳技术和绿色科技的研发及应用，是一个良好讯号。在“再工业化”的主旋律下，政府应更积极推动香港绿色产业发展，并引导绿色金融市场为相关行业提供发展资金。

社会债与可持续债 值得推动

此外，近年除绿色债券外，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即绿色债券和社会债券的结合）亦日渐成长。政府亦可考虑引导市场资金推动社会相关产业，例如医疗产业发展，纾缓人口老化等社会问题，同时推动相关金融市场成长。

回到文章开首，何谓绿色项目固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要制定人人认同的标准就更不容易。可幸的是，国际上已有不同标准作为讨论的基础，而香港最近成立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亦已然承担起标准制定的重任。无论是香港与国际绿色标准之间的关系，还是香港绿色标准与自身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关系，都应该是督导小组需要仔细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