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社會福利政策？

張：我認為團結香港基金是一個好開始，可以多聆聽社會不同階層的聲音，集思廣益。社會有不同的利益團體，以前的概念是政府會盡量平衡各界利益，這個做法實際上已變得落後。我們現時需要一些創新的思維去應付問題，比如教育、醫療問題總是搞不好。就是因為有太多不同利益團體在搶佔利益，而不是實際研究如何搞好問題。如果有更多不為利益爭奪的智庫，大家開放門戶, 聆聽聲音, 這是非常好的第一步。而這些智庫最好是能開放予各界中產知識分子參加，而不只是某些身份顯赫的個人。

廖：什麼原因令你放下自己的生意，轉去從事社會企業？

張：我曾經因為健康問題，休息了一段長時間。休息期間，我思考到能夠幫助別人的人生才是快樂的泉源。所以在八年前賣盡所有生意，利用自己商業經營的經驗轉投公民社會工作。

廖：現時那些國家發展社企比較好？香港的社企發展在亞洲佔什麼地位？

張：這方面英國和美國都發展得很好。英國比較由公眾驅動，他們為了緊縮財政，於是把許多地區事務，醫院等都交由地區的議會管理。美國則多由商業驅動。

香港在公民推動社企方面算是頂尖的，新加坡也做得不錯，但新加坡許多都是政府行為。而我們則是真的公民社會行為佔多。香港去年成立扶貧委員會，理應能更進一步推動社企創新。不過我認為，現時政府是用公帑設立一些機構去推動社會創新,，但這些平台卻利用得到公帑資助的競爭優勢，正在推倒一些民間的平台。我們要求政府支持社會創新，推動社企，但就不是要和業界相爭。這等於是政府走進商界說現在零售業不好，由政府幫忙多搞一些國營商店一樣，等於是幫倒忙。

廖：政府應該怎樣做才能與民間達致平衡？如何合作？

張：政府參與我們是支持的，但是它變成與民爭食，這就不對。例如我們付出一萬元，政府就付出十萬元去競爭，浪費公帑，而我們民間就是一班人出錢出力做這些事。

我認為政府將社會整體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除此，設立更多智庫，以財政支持它們，百花齊放；這樣，現時許多極端言論就很難立得住腳上有很多人都想為香港出謀獻策，但卻苦無出路, 有口難言。

廖：你們下一步會如何走？未來對社企有什麼抱負？

張：我現時是在三個層面推行社企。我有基金、捐獻，也有個平台推動社會創新。我認為要改變社會就要做一個個案出來，例如「黑暗中對話」、「尊嚴會等就是。營辦這些社企，我都沒有拿政府一分一毫的錢。「黑暗中對話」這個社企養了60多人。每年支付給殘疾人士的薪酬超過六百萬，甚至要稅，要面對地產商加租。

我認為社會企業家最重要的責任，是創造出適當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給政府、商界及公民社會參考及學習。如果每人都可以付出他的一分力量，整個社會就會變得美好。

除了「黑暗中對話」、「尊嚴會」, 我還有一個針對家居老人的社企，是訓練一些「姐姐」，她們是照顧老人家的主要力量, 我們首先會為她們提供訓練課程，然後就請專業人士為家中的老人家做一個全面評估，幫她們定出一個照顧計劃，例如高血壓、抑鬱、財政、失禁等問題, 我們會設計一個適當的照顧方案，然後派護士上去監督「姐姐」服務這些老人家。目的是令到老人家可以在家中安老。

問題是，我們派人去，其他如東華三院、保良局等也派人去，他們收費是一小時19元，而我們則要以最低工資（編者按：2015年5月1日起，每小時為32.5 元）支付員工，這樣又如何競爭？如何有商業行為存在？所以說，政府現時的 福利政策正是摧毀了所有私人資本想搞的安老服務，到頭來只能全由政府負擔了。現在大部分政府資源都是給了機構，政府希望改變現狀，機構當然反對。

廖：政府是否也須要創新？

張：香港的行政架構自1997年後一點也沒有改動過，要一個殖民地的行政架構去執行高度自治，結果變成一個怪物。要行政結合社會資源及轉變，我覺得政府的心態須要開放一些。以前是政策官員設計政策後，由綠皮書到白皮書到執行，現在基本上還是這樣的程序和心態，如自願醫保、安老政策等，但他們 在諮詢到決策階段時，我就不覺得有聽到社會的聲音。

新加坡就不同，他們有一個公開對話的環節，甚至會做上千場直接對話溝通，政策出來之後也有修訂立場，注入許多民間的立場。

現時港府的行政架構不是某個特首能夠強迫整個公務員體系改變的。但是遇到一些普通事項，我認為可以用一個較小的議題處理，或針對性發動群眾智慧去做些創新的東西出來。例如有個項目，打一個電話就可以處理所有關於福利的問題，這樣精簡了許多政府資源，亦令到受助者感到開心舒暢。許多這樣的民 間智慧，須要鼓勵更多民間力量，一點一滴去改善香港的行政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