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你认为政府应如何改善社会福利政策？

张：我认为团结香港基金是一个好开始，可以多聆听社会不同阶层的声音，集思广益。社会有不同的利益团体，以前的概念是政府会尽量平衡各界利益，这个做法实际上已变得落后。我们现时需要一些创新的思维去应付问题，比如教育、医疗问题总是搞不好。就是因为有太多不同利益团体在抢占利益，而不是实际研究如何搞好问题。如果有更多不为利益争夺的智库，大家开放门户, 聆听声音, 这是非常好的第一步。而这些智库最好是能开放予各界中产知识分子参加，而不只是某些身份显赫的个人。

廖：什么原因令你放下自己的生意，转去从事社会企业？

张：我曾经因为健康问题，休息了一段长时间。休息期间，我思考到能够帮助别人的人生才是快乐的泉源。所以在八年前卖尽所有生意，利用自己商业经营的经验转投公民社会工作。

廖：现时那些国家发展社企比较好？香港的社企发展在亚洲占什么地位？

张：这方面英国和美国都发展得很好。英国比较由公众驱动，他们为了紧缩财政，于是把许多地区事务，医院等都交由地区的议会管理。美国则多由商业驱动。

香港在公民推动社企方面算是顶尖的，新加坡也做得不错，但新加坡许多都是政府行为。而我们则是真的公民社会行为占多。香港去年成立扶贫委员会，理应能更进一步推动社企创新。不过我认为，现时政府是用公帑设立一些机构去推动社会创新,，但这些平台却利用得到公帑资助的竞争优势，正在推倒一些民间的平台。我们要求政府支持社会创新，推动社企，但就不是要和业界相争。这等于是政府走进商界说现在零售业不好，由政府帮忙多搞一些国营商店一样，等于是帮倒忙。

廖：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与民间达致平衡？如何合作？

张：政府参与我们是支持的，但是它变成与民争食，这就不对。例如我们付出一万元，政府就付出十万元去竞争，浪费公帑，而我们民间就是一班人出钱出力做这些事。

我认为政府将社会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除此，设立更多智库，以财政支持它们，百花齐放；这样，现时许多极端言论就很难立得住脚上有很多人都想为香港出谋献策，但却苦无出路, 有口难言。

廖：你们下一步会如何走？未来对社企有什么抱负？

张：我现时是在三个层面推行社企。我有基金、捐献，也有个平台推动社会创新。我认为要改变社会就要做一个个案出来，例如“黑暗中对话”、“尊严会等就是。营办这些社企，我都没有拿政府一分一毫的钱。“黑暗中对话”这个社企养了60多人。每年支付给残疾人士的薪酬超过六百万，甚至要税，要面对地产商加租。

我认为社会企业家最重要的责任，是创造出适当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给政府、商界及公民社会参考及学习。如果每人都可以付出他的一分力量，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

除了“黑暗中对话”、“尊严会”, 我还有一个针对家居老人的社企，是训练一些“姐姐”，她们是照顾老人家的主要力量, 我们首先会为她们提供训练课程，然后就请专业人士为家中的老人家做一个全面评估，帮她们定出一个照顾计划，例如高血压、抑郁、财政、失禁等问题, 我们会设计一个适当的照顾方案，然后派护士上去监督“姐姐”服务这些老人家。目的是令到老人家可以在家中安老。

问题是，我们派人去，其他如东华三院、保良局等也派人去，他们收费是一小时19元，而我们则要以最低工资（编者按：2015年5月1日起，每小时为32.5 元）支付员工，这样又如何竞争？如何有商业行为存在？所以说，政府现时的 福利政策正是摧毁了所有私人资本想搞的安老服务，到头来只能全由政府负担了。现在大部分政府资源都是给了机构，政府希望改变现状，机构当然反对。

廖：政府是否也须要创新？

张：香港的行政架构自1997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动过，要一个殖民地的行政架构去执行高度自治，结果变成一个怪物。要行政结合社会资源及转变，我觉得政府的心态须要开放一些。以前是政策官员设计政策后，由绿皮书到白皮书到执行，现在基本上还是这样的程序和心态，如自愿医保、安老政策等，但他们 在谘询到决策阶段时，我就不觉得有听到社会的声音。

新加坡就不同，他们有一个公开对话的环节，甚至会做上千场直接对话沟通，政策出来之后也有修订立场，注入许多民间的立场。

现时港府的行政架构不是某个特首能够强迫整个公务员体系改变的。但是遇到一些普通事项，我认为可以用一个较小的议题处理，或针对性发动群众智慧去做些创新的东西出来。例如有个项目，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处理所有关于福利的问题，这样精简了许多政府资源，亦令到受助者感到开心舒畅。许多这样的民 间智慧，须要鼓励更多民间力量，一点一滴去改善香港的行政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