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莊太量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委員

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自八九十年代急速發展之後，經濟增長似乎已到樽頸，每年GDP增長只有2至3%。社會上有人對此而安於現狀，甚至認為香港可走向台南小確幸生活或北歐高稅率福利主義制度；而我作為經濟學者卻在擔憂，香港經濟發展正朝向不進則退的地步，快將被內地城市（如深圳）趕過，更會被新加坡拋離。

面對嚴峻的挑戰，我們着實要盡快想方設法維持自己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當中最關鍵的因素，必定是人口與土地增長。

沒資源投入何來增長

香港人羨慕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環境優美和寬敞舒適的組屋，卻鮮有理解她成功的原因。要推動城市的經濟發展，新加坡政府明白必須投入金錢、技術、人力和土地等資源。在土地方面，新加坡的面積已增加至大約720平方公里，即填出來的面積是原有面積的23%，相等於13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香港填海面積的兩倍。八十年代初時，香港人口已經達500萬，而新加坡只有240萬人口。現在，新加坡人口（560萬）已增長超過一倍，而香港仍是一個未夠800萬人的城市。

說近一點，毗鄰的深圳人口超過1200萬，每年經濟增長超過8%，比香港每年高出5至6%。視乎人民幣滙價，深圳GDP已與香港相若，樓價不久將來很可能趕過香港。

如果香港要繼續發展，我們必須還原基本步，要理解有人口才產生經濟活動，衍生市場及紅利。舉例說，香港的電子支付發展緩慢，某程度因為人口少，市場不大。如果我們是個有2000萬人口的城市，一定會有很多大型公司前來搶佔市場。

一個城市人口增長有兩個原因：出生率比死亡率高、引入新移民。正常來說，人口替代率應高於2，即一名女性婚後一輩子生育兩名孩子，以替代夫婦兩人，但香港生育率只有1.1，即夫婦只生一個小孩，可見總人口增長無法持恒，長期來說，世代無法傳接，因此新移民是本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

我作為上一代的新移民，實在對有些港人妖魔化現今的移民而感到難過。然而，早有研究顯示，新移民因要改善生活，普遍較有拚搏精神，向上流動能力較高。以我為例，年少時跟隨父母來香港，然後植根香港，接受香港教育，學成後努力回饋社會，在大學任教。雖然生活稱不上大富大貴，但總算從基層一步一步向上流動。

社會上不少人因新移民貧窮，推論出他們大部分會依賴綜援，所以反對新移民來港。不過，數據卻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據社區組織協會按扶貧委員會2016年貧窮報告書稱，新移民在貧窮社群中，自力更生的能力最強，較少依靠社會福利援助。即使有30.1%新移民的收入低於貧窮線，但他們極少申請綜援。社署最新資料顯示，2016年有57387名新移民來港家庭團聚，只有559人申請綜援，即不足1%新移民申請綜援。

新移民可填補勞動力

近年，香港失業率長期約有3%，即是長期維持全民就業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勞動行業青黃不接，須注入大量新血，如全港超過16000家食肆中，職位空缺達10000個，所以洗碗姐姐工資可能比大學生高。即使新移民的教育水平較低，他們在香港也不愁工作出路，甚至是做一些香港人不願意做的工作。大家拿米線店員工廣東話發音開玩笑時，又會否懂得欣賞他們也是自力更生的新移民呢？

香港要容納更多人口，需有足夠的土地支援。但有人說，香港土地不足，不如限制人口增長。我則認為，香港是開放型城市，不能因經濟周期而干擾人口政策。樓市興旺時，私人企業爭相買地；樓市跌市時，政府又停止興建居屋，如消極地增加土地，就令將來供應斷層。

填海免經濟周期影響

在經濟周期波幅巨大時，如果政府欠缺長遠規劃，將影響整個土地供應，以致危及整個城市的命運，因此政府必須擺脫經濟周期影響，持續大量造地，未雨綢繆；如從縮減人口政策着手，則對香港發展徒勞無功。

我認為政府要有效造地，必須做好長遠規劃，社會上也要減少牽涉太多政治爭拗。其實，以填海創造土地，是一個好方法，可大規模地興建，不受舊區環境的規劃限制，又不用搬走原本的土地擁有人。

誠然，礙於香港環保意識高，環保團體大力反對，香港填海須面對比新加坡更多的解說工夫，但港府也必須面對且趕快推進，在理想選址內積極考慮填海。如果可以任意選擇，在維港以內填海最具經濟效益，但這是法律不容許。因此，我認為應在已有基建設施地方的附近填海，如現有的公路或鐵路沿線，既可分享現有的基建，又方便未來的居民在一小時來到中環上班。

最近，團結香港基金提出「強化東大嶼都會」增闢土地2200公頃，我非常贊成。最重要的是，強化版東大嶼都會可疏導香港的交通問題，比馬鞍山填海更可取；所建議的人工島大橋不但連接大嶼山與港島西，那是青馬大橋以外，提供另一個由大嶼山通往香港島的路，可解決交通問題，這更關鍵地連結了兩個地方經濟。

總的來說，我們不能只羨慕新加坡的組屋政策，或是深圳的高速發展，而是要體會她們成功背後，仍有好些值得我們反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