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在香港執教39年，從未發表過政治見解，因為我主要關心社會經濟問題。不過這不表示我沒有探討政治。其實我自1987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至今一直教授「政治經濟」這門學科。政治和經濟，兩者息息相關。

我今年已63歲，不久就會退休，深深體會黃友嘉博士的疑問：若我到了75歲，外出需要坐輪椅，誰能夠幫助我呢？除非我們在社會、經濟、政治層面，均出現根本改變，否則我會認真考慮在年老時移居他方。

當前討論香港前途。從經濟學角度看，香港前途極其光明；從人口角度看，則是另一回事。從現在的發展軌跡看來，前途光明的人口將會離開，相反者則會留下。

對香港經濟前景有信心

我對香港維護法治的能力與施法制度，極有信心。兩者都受到高度保障，我們的金融與服務行業必會步步向好。內地金融體系發展，受制於先天缺陷——大陸法系的傳統，金融制度難以發展成熟。今時今日，金融制度仍扎根英語普通法系國家，日本、德國和法國已大為落後。只有在普通法系國家，金融才能發展蓬勃，這方面有科學實證支持，所以我對香港未來金融發展非常樂觀。北京不能過分干預香港市場，因為香港若出現滑鐵盧，後果將不堪想像。我對亞洲外部的經濟發展，也抱正面看法。香港亦受惠於此，發展前景良好。

尋租行為損害社會

然而，政治方面，我則非常擔憂。

政治生態，令我們一直未能回應當前最迫切的問題。過去幾十年，政治參與活躍了不少，但總體來說，始終着眼於短暫效益，幾乎完全沒有考慮長遠問題。曾主席提及政改否決，我感受很深。政治爭議的確應該暫時放在一邊，然而更深入去思考，我們繼續討論所謂民生，事實上就是討論短期政治。尋租行為正逐步入侵我們的社會——不只是工商界，亦見於各行各業，如非牟利團體、環保團體等，全部出現短期尋租問題。這些尋租行為會繼續存在於香港的政治生態內，損害香港經濟發展；香港會為此付出極大代價。若政治生態不改變，問題就不能解決。事實上，現在的政治體制正鼓勵不同的尋租行為。特首權力薄弱，不時受到各路團體威嚇勒索，這是他無法一一處理的。

安居樂業愈來愈難

香港的貧困現象，在所有富裕國家都會發生，成因有多方面，主要原因則只有一個：我們的收入不斷增加，生產力不斷上升；可是用於改善巿民生活的產品，如房屋、教育、醫療等，愈來愈昂貴，反而娛樂、上網、衣服等愈來愈便宜。若廉宜的房屋、教育、醫療服務難以獲取，那麼生活的總體素質、生產力甚至跨代生產力，都會受到深遠影響。

現在，愈來愈多人無法負擔房屋，生病只能到公立醫院輪候，也無法讓子女入讀一流學校。「安居樂業」，對今日的中產來說，愈來愈難。這是近30年出現的轉變。

人口素質下降　房屋問題惡化

經濟不平等、經濟增長緩慢，導致政治深層分化，這涉及眾多因素；不但香港要面對，紐約、三藩巿、倫敦等同樣要面對。只是香港不但沒有實行調節機制，還使其變本加厲地惡化。公共房屋政策就是一例。

第一，我們不像紐約居民一樣，可以隨意離開紐約，而必須留在香港，矛盾因而積聚。第二，由於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等因素，收入微薄的老人可與內地人結婚，結果令人口素質下降。自2000年開始，不只單身男士到內地結婚，已婚、低收入的男士離婚，然後與內地人再婚，亦佔相當比例。香港於是多了許多不愉快的家庭。單親家庭或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亦高度集中在公共房屋體系內。大量人口於內地結婚，同時香港房屋政策優待已婚家庭，因此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低收入家庭的男士與女士離婚之後，女士與子女繼續留在公屋，而男士娶內地女子後，又可以再輪候公屋。加上1998—1999年，公屋政策經歷了重大改變，就是放寬大半數家庭成員須在香港住滿七年的限制。從此居於公共房屋的人口比例漸漸改變，從1996年只有4.4萬户公屋有非永久居民入住，到2001年多達12萬户。部分香港巿民對內地人及新移民反感，不只是抗議「自由行」阻路，居住公屋的權利被剝削，也是一大原因。1976年，我們曾一致認為來自公屋的人一定窮，其實不對，當時只有53%公屋家庭的收入，低於香港入息中位數，反映居住公屋與否，與貧富關係不大。至2011年，80%公屋家庭的收入低於香港入息中位數，至此才真的是「窮人住公屋」。

應改變房屋分配政策　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

我認為房屋從來不是居所層面的問題，資產才是核心。香港一半人口擁有物業，一半沒有，此現象不會驟然改變。房屋問題，不是每年分發四萬個單位就可解決，所以才寄望政改，透過政治制度平衡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低收入人士的問題，也斷非簡單透過財富重新分配就能解決。沒有好的政改讓社會凝聚共識，就遑論深入分析、了解這些問題，從而解決它們。

然而，政改已被否決，唯有寄望香港採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變建屋後的分配，保證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賃或購買250—350平方呎的公屋單位，讓一般巿民負擔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給予資助，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這樣才能紓緩深層次的社會不均，消弭背後的不公。處理好基礎層面，就可望解決政治問題。

經濟發展關乎土地、資本與人口。資本我們不缺，人口素質卻極有問題，而且這問題在30年前就能預視。人口數量與素質下降，大大阻礙香港經濟發展，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中產滑向下層。這會令香港愈來愈兩極、分化。特區政府做過很多人口報告，政策卻未見改進。要解決香港的不平等及貧窮問題，需要凝聚共識，推行全面而果斷的政策。

本文為作者於7月中旬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舉行「香港的前路」研討會的演說內容，由朱淑滎整理，文章原載於《灼見名家》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