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副校長衞炳江：應用科研前景和挑戰
理大副校長衞炳江：應用科研前景和挑戰
撰文：廖美香 資深傳媒人
香港理工大學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轄下八大高校之中，以應用科研為重。港府為了發展科研產業，將原副校長楊偉雄教授挖角，委任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2014/2015年該校獲得科研撥款達五億港元；其在知識轉移的收入同為五億港元，冠絕全港大學。究竟應用型大學是如何運作？其優勢與難題是甚麼？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衞炳江教授接受廖美香專訪時，從科研資源、評審教授、知識轉移、創業文化等多角度深入闡述。
他說，應用科研的經費比基礎研究的經費應為更多，但香港的情況相反。隨著港府要加強發展科研產業，香港的研究撥款機制應予改革。他認同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評審教授的指標應包括「對社會影響力」，但有時基於限制，科學界有時需要以學術作為考量科研項目的指標。
廖：廖美香 衞：衞炳江
關於科研資源
廖： UGC 作撥款決定時，側重學術論文的出版，理大以應用科研作定位，在爭取撥款時，是否吃虧？
衞：理大的辦學理念之一，是要推動知識創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我們很高興政府最近推出的多項政策，例如：成立創新科技局和港科院，以及在施政報告中提及預留20億元予創科局，用投資收入資助院校進行中游研究和應用等，都有利創科環境，鼓勵中游應用研究。凡此種種，均明確顯示政府在推動「科學、創新、科技」上的決心。
事實上，一個科研項目能夠最終達至應用實踐，必先經過由基礎研究開始的多個不同進化階段，亦即是所謂上、中、下游的科研項目。因此，要培養一個健康的創科生態，必須設立不同類型的資助計劃，以支援處於不同階段的科研項目。鄰近城市，例如中國內地、台灣、新加坡及南韓的科研佔本地生產總值2-3%，但香港只佔少於0.8%。
在於，每年例如美國這些發展國家，有眾多不同種類的研究基金支援不同類型的研究項目。一般來說，應用和實踐研究所獲得的總資助，比還在初始階段的研究項目，如基礎研究，獲得的資助金額要高出許多。在香港，研究資助局負責探索型科研項目的撥款，而創新科技基金則負責應用研究的撥款，問題是本地大學從「直資研究撥款」的資助金額遠遠超出從創新科技基金所獲得的資助。
理大期望，透過政府及其他渠道的資助，應用研究方面的資助能夠大幅提升，與鄰近城市的水平看齊。理大有信心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應用科研會有更好的前景和發展。
廖：你建議UGC 的撥款制度怎樣改良？以配合梁振英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強科研產業？
衞：理大作為一間以應用科研為本的大學，一直十分重視與工商界保持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亦積極拓展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網絡，目標透過知識轉移進一步推動教育及科研發展，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理大期望無論政府政策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撥款方面，能夠進一步肯定科研對社會的影響力，認同應用科研的重要性，大幅增加對應用研究的資助，並且鼓勵官產學研的互動合作。
關於評審教授
廖：政府正在加強科研產業，理大如何配合？包括：在評審教授方面會調整？知識轉移制度更具彈性？
衞：理大一直積極推動官產學研的互動合作，我們在知識轉移方面一向是八大之冠，善用不同模式去推動官產學研合作，互惠共贏。除了本港工商界合作單位，理大與內地的產學研單位亦保持相當緊密的協作及交流，包括申請內地的科研經費進行合作研究，成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等，對香港的科研發展與及科研成果應用很有幫助。
為了讓知識轉移更具彈性，我們建議政府大幅增加研發開支，亦希望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高對著重應用科研及為社會帶來裨益的資助，並將學術重點放到研究項目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上，鼓勵本港發展應用科研。
應用研究的資助，並且鼓勵官產學研的互動合作。」
廖：基金會認為，在評審教授時，除了重視學術論文外，KPI 應包括「對社會影響力」在內，你認為如何？如何界定？現在是這樣嗎？將改良嗎？
衞：理大作為一間以應用科研聞名的大學，我們不懈地推動知識創新，拓展科技前沿，目的就是以創新、科技、研究的結合，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問題和需求，改善人類生活，因此我們固然認同科研項目對社會的影響力是一項重要的評審指標。理大對於政府近年在推動「科學、創新、科技」上的決心，亦感到十分鼓舞，期望應用科研愈來愈受到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各界的重視。
我們同時意識到量度研究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存在一定困難。研究的突破絶少來自單一個人的靈感，更多是來自無數優秀科研人員過去所累積的成果和貢獻。某些的科研項目所帶來的影響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呈現出來。基於這個限制，科學界別無他法，有時需要以學術論文作為考量科研項目的指標。
廖：貴校以應用科研作定位，在評審教授時，與研究型大學有何差別？
衞：理大對學生全人教育十分重視，所以，我們在評審教員表現時，對科研、教學及服務三方面均有嚴格的要求和標準，並認為三方之間互動所產生的影響力，無論對學生及院校的發展均至為重要，本校同樣重視。
理大以國際標準來評審科研項目，與世界上其他大學所採取的標準一致。透過徵詢相關範疇的國際專家意見，理大以國際標準評核學術人員的科研成績。我們所重視的是研究質素本身，而非研究的性質是應用或基礎研究與否。
對應用研究的重視是理大一直承傳下來的獨特文化，由成立學術部門、選擇研究題目和聘任科研人員等方面，我們皆遵從着這個宗旨，並不是透過評審機制來達至今天的成績。
事實上，理大有許多教授願意選擇較艱難的應用研究之路，並不是因為有任何評審準則的要求，而是因為他們並不滿足於純粹的學術研究，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發明能夠應用實踐。
關於知識轉移
廖：理大學術研究如何與企業加強合作？很成功？遇上什麼難題？
衞：理大一向致力應用科研，業界需要科技上的突破及支援才得以解決技術問題。例如理大與業界成立食品安全聯盟，體現學術和食品業的合作，以知識及發展科技協助業界及社會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理大亦特別設立了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及企業發展院，專責推動知識轉移及「官產學研」合作。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在申請項目專利註冊和保護理大的知識產權事宜上，確保理大社群的科研項目得到最佳的保障和回報，以及對社會產生最大的影響力，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而企業發展院則主力成就理大與本港、中國，以至海外工商業界的協作，提升市場對各科研項目的認識，將科研項目推廣致應用層面，強化應用科研的影響力及滲透力。
理大在知識轉移的收入冠絶八大，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達超過$5億。但相對起世界各地最成功推行知識轉移的大學而言，我們仍需努力。
廖：理大的知識產權每年收入多少？似乎比其他院校較多，請詳述理大採取了那些與別不同的有效措施？
衞：理大以應用為本的科研文化令很多研究結果得以應用在現實生活，在知識轉移的收入領袖群倫，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達超過$5億，當中包括來自專利授權的收益，這些收益是量度理大知識轉移對社會的影響力的指標之一。我們在推動知識轉移的策略包括：
• 與業界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 設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機制處理與工商界的合作。
• 將獲得專利的科技按技術成熟程度、市場興趣及潛在的應用價值分類及推廣。
• 因應不同的情況，以顧問、授權、合作研究及扶助創業模式將知識轉移，並會以適當模式令社會有最大得益。
• 可為公司提供授權後服務，以協助優化産品。
廖：請舉出理大的成功個案，說明理大在知識轉移的具體做法？讓外界理解及借鏡。對企業、院校及教授... 社會產生多嬴？
衞：理大致力推動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並具實用價值的科研項目，當中兩個例子：
1) 航空業：以尖端科技解決人手短缺問題
• 2013年，理大與波音公司於合作成立「航空服務研究中心」，旨在鞏固香港在世界級飛機維修工程的領導地位，從而促進中國的航空及相關行業發展。中心因應業界需要，完成了兩個項目與飛機維修工程相關的項目，提升航空業的質素和效率，協助本港「再工業化」，解決業界人手短缺問題。航空組件包括引擎扇葉和渦輪封環經過長時間使用會出現變形，變成獨一無二，需要由技術人員憑經驗以人手將變形的部分回復至合適的形狀。以自動化精密儀器和電腦程式測量和翻新航空組件，能有效將維修時間由三日縮短至一日，並提高維修的準繩度超過百分之九十。
2) 食物安全：發展工序精簡、實時、快速、低成本的食品安全測試
• 理大設有「食物安全中心」，近日亦與食品業界成立「食品安全聯盟」，以創新科技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例子：理大最近運用一種名為質譜儀 (MALDI-MS)的技術，透過建立簡單的分析步驟和食用油譜圖數據庫，只需五分鐘便可確定食用油樣品的真偽，從而篩查出地溝油及分別不同種類的食用油。
另外，最近我們的科研人員亦成功運用一種透過金催化劑，研發出一種針對性、高穩定性、能快速檢測食物中的甲醛含量的熒光探針，可以一次過檢測十個食物樣本，是即場食品安全檢測和前線品質監控的理想方案。
廖：理大企業發展處被批評：花精力處理專利事務多，但疏於費力取得風投資金。外界認為該處可為企業及教授在資金支援上作媒，發揮科技成果化的作用。你覺如何？
衞：有關批評並不合理，理大重視應用科研，致力推動知識創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作為工商界的策略夥伴，理大透過多個不同模式包括專業顧問服務、合作研究、特許使用理大開發的新科技，以及成立衍生公司等去進行知識轉移，爭取風投資金只是其中一個模式，而是否可爭取大額風投資金，亦受很多外在因素影響。
理大在科研上投放重大的人力與資源，校方有責任全力推動持份者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及遵從，當中包括專利事務，因為它正是知識轉移過程中重要的組成部份。透過專利註冊，除了可以保障科研團隊的最大權益外，亦有利於在公開市場推出新發明。透過授權安排，理大的夥伴機構可以利用本校的技術，開發新產品及提升企業的服務水平。此外，知識產權的推動，亦是校方對師生在科研上所花的心血和所得的成就之重視。
事實上，理大的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及企業發展院，除了為科研團隊及潛在投資者進行配對集資外，亦同時為不少「官產學研」的合作串針引線，成就多方協作，強化應用科研的影響力及滲透力，攜手貢獻社會。
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理大在知識轉移的收入高達超過$5億，除了反映科研項目的高質素外，亦顯示了理大的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及企業發展院在推動知識轉移及「官產學研」合作上的工作和成績。
廖：理大鼓勵教授，還是學生擁有專利？學校在擁有專利的原則是什麼？願意捨利？
衞：理大會因應不同的情況，以顧問、授權、合作研究及扶助創業模式將知識轉移，並會以適當模式令社會、業界、校方、及參與研發的團隊得到最大得益。
基本上，所有理大學生及學術人員的發明專利，理大均具持有權。由專利衍生的收益會由發明者和理大以雙方同意的比例分配。理大推動知識轉移的宗旨是Do Well, Do Good 「創富創善」，推進社會的進步，牟利絶對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設有一條的免費授權的條款，若有關發明能夠帶來重大的公眾利益，在發明者的同意下，理大願意放棄持有相關知識產權。例如去年建築及房地產學系將其研發的抗熱服技術以象徵式收費授權予建造業議會，以用於製造建造業工人的抗熱服。
關於創業文化
廖：據團結香港基金調查顯示，理大所培養的初創企業，所得的種子基金、A 輪集資、被收購、上市，都遜於中大、科大、港大。理大以應用科技學做定位，人才在初創的成績不及其他院校，有何苦衷或限制？理大學生初創有那些傑出項目？
衞：理大致力推動創新創業，並宣揚「創富創善Do Well Do Good」的創業文化和精神。理大堅信成功的企業營運模式，除了經濟上可持續發展外，「創善」的元素亦甚為重要。所以，校方除了為同學傳授創業的知識外，亦重視同學的品格培育，希望他們日後能夠成為富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
由於理大有不少畢業生已經成功創業，貢獻社會的經濟發展。我們於2012年成立「理大企業家Poly-preneurTM」，匯聚有豐富創業經驗的校友，並透過「理大創業師友計劃」，指導後學，分享他們寶貴的創業經驗、心得及知識，開拓人際網絡。至今，「理大企業家Poly-preneurTM」會員人數已約達700人。
最近，理大目標為學生建構一個更全面的創業生態系統(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強化創業前的基礎教育(pre-entrepreneurship fundamental education)，讓同學對創業有更充足的認識及掌握，為定訂創業目標及正式創業前作好準備。
理大學生莊恩傑 (Sam)創立繁承EasyGreen (http://www.hkeasygreen.hk/)是初創企業成功例子之一。他是理大建設及環境學院學生，剛於2015年畢業。繁承EasyGreen以創新、科研和教育為創辦宗旨，目標是把簡易水耕種植系統和量身定制的服務帶給客戶。首批客戶羣包括教育機構和商業部門。體驗式簡易水耕種植系統運用儲水種植方式讓參加者在忙碌的工作環境下亦能親身體驗種植的樂趣。參加者透過與植物經歷生長過程和與其互動，可以幫助減輕壓力，同時也為精神和心理健康重新注入原動力。計劃已展開了約兩年。
廖：現在香港院校強調學術出版，理大師生的創業文化，正在改良？如何提升他們的興趣？
衞：理大為學生建構一個更全面的創業生態系統的措施 / 工作包括：
1) 理大在2015年底成立「創業學會」，匯聚及協助有興趣在創新創業範疇增廣知識的學生。理大的學生事務發展處在今年1月及3月分別帶領「創業學會」走訪北京東升園及以色列，以了解當地的創新創業文化，並與當地官員、初創企業創辦人及機構代表會面交流。
2) 校方藉著不同的種子基金(包括：理大微型基金計劃、上海市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 ‒ 理大專項基金、科技園 ‒ 理大科技培育基金計劃、理大科技領航基金計劃、好薈社)，激發同學的創新創業意念，協助同學或畢業生踏上創業之路。
3) 舉辦創業培訓課程、安排及支援理大社群在校內進行課堂以外的創新創業活動，建立創新創業文化，為年輕人建構良好的創業環境，培養學生和畢業生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及關愛的企業家，並促進大學的知識轉移。
4) 建立理大創業社群「理大企業家Poly-preneurTM」，開拓人際網絡，促進分享交流創業心得及知識。
原文刊於《南華早報中文網》2016年5月21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撰文：廖美香 資深傳媒人
香港理工大學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轄下八大高校之中，以應用科研為重。港府為了發展科研產業，將原副校長楊偉雄教授挖角，委任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2014/2015年該校獲得科研撥款達五億港元；其在知識轉移的收入同為五億港元，冠絕全港大學。究竟應用型大學是如何運作？其優勢與難題是甚麼？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衞炳江教授接受廖美香專訪時，從科研資源、評審教授、知識轉移、創業文化等多角度深入闡述。
他說，應用科研的經費比基礎研究的經費應為更多，但香港的情況相反。隨著港府要加強發展科研產業，香港的研究撥款機制應予改革。他認同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評審教授的指標應包括「對社會影響力」，但有時基於限制，科學界有時需要以學術作為考量科研項目的指標。
廖：廖美香 衞：衞炳江
關於科研資源
廖： UGC 作撥款決定時，側重學術論文的出版，理大以應用科研作定位，在爭取撥款時，是否吃虧？
衞：理大的辦學理念之一，是要推動知識創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我們很高興政府最近推出的多項政策，例如：成立創新科技局和港科院，以及在施政報告中提及預留20億元予創科局，用投資收入資助院校進行中游研究和應用等，都有利創科環境，鼓勵中游應用研究。凡此種種，均明確顯示政府在推動「科學、創新、科技」上的決心。
事實上，一個科研項目能夠最終達至應用實踐，必先經過由基礎研究開始的多個不同進化階段，亦即是所謂上、中、下游的科研項目。因此，要培養一個健康的創科生態，必須設立不同類型的資助計劃，以支援處於不同階段的科研項目。鄰近城市，例如中國內地、台灣、新加坡及南韓的科研佔本地生產總值2-3%，但香港只佔少於0.8%。
在於，每年例如美國這些發展國家，有眾多不同種類的研究基金支援不同類型的研究項目。一般來說，應用和實踐研究所獲得的總資助，比還在初始階段的研究項目，如基礎研究，獲得的資助金額要高出許多。在香港，研究資助局負責探索型科研項目的撥款，而創新科技基金則負責應用研究的撥款，問題是本地大學從「直資研究撥款」的資助金額遠遠超出從創新科技基金所獲得的資助。
理大期望，透過政府及其他渠道的資助，應用研究方面的資助能夠大幅提升，與鄰近城市的水平看齊。理大有信心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應用科研會有更好的前景和發展。
廖：你建議UGC 的撥款制度怎樣改良？以配合梁振英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強科研產業？
衞：理大作為一間以應用科研為本的大學，一直十分重視與工商界保持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亦積極拓展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網絡，目標透過知識轉移進一步推動教育及科研發展，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理大期望無論政府政策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撥款方面，能夠進一步肯定科研對社會的影響力，認同應用科研的重要性，大幅增加對應用研究的資助，並且鼓勵官產學研的互動合作。
關於評審教授
廖：政府正在加強科研產業，理大如何配合？包括：在評審教授方面會調整？知識轉移制度更具彈性？
衞：理大一直積極推動官產學研的互動合作，我們在知識轉移方面一向是八大之冠，善用不同模式去推動官產學研合作，互惠共贏。除了本港工商界合作單位，理大與內地的產學研單位亦保持相當緊密的協作及交流，包括申請內地的科研經費進行合作研究，成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等，對香港的科研發展與及科研成果應用很有幫助。
為了讓知識轉移更具彈性，我們建議政府大幅增加研發開支，亦希望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高對著重應用科研及為社會帶來裨益的資助，並將學術重點放到研究項目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上，鼓勵本港發展應用科研。
應用研究的資助，並且鼓勵官產學研的互動合作。」
廖：基金會認為，在評審教授時，除了重視學術論文外，KPI 應包括「對社會影響力」在內，你認為如何？如何界定？現在是這樣嗎？將改良嗎？
衞：理大作為一間以應用科研聞名的大學，我們不懈地推動知識創新，拓展科技前沿，目的就是以創新、科技、研究的結合，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問題和需求，改善人類生活，因此我們固然認同科研項目對社會的影響力是一項重要的評審指標。理大對於政府近年在推動「科學、創新、科技」上的決心，亦感到十分鼓舞，期望應用科研愈來愈受到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各界的重視。
我們同時意識到量度研究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存在一定困難。研究的突破絶少來自單一個人的靈感，更多是來自無數優秀科研人員過去所累積的成果和貢獻。某些的科研項目所帶來的影響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呈現出來。基於這個限制，科學界別無他法，有時需要以學術論文作為考量科研項目的指標。
廖：貴校以應用科研作定位，在評審教授時，與研究型大學有何差別？
衞：理大對學生全人教育十分重視，所以，我們在評審教員表現時，對科研、教學及服務三方面均有嚴格的要求和標準，並認為三方之間互動所產生的影響力，無論對學生及院校的發展均至為重要，本校同樣重視。
理大以國際標準來評審科研項目，與世界上其他大學所採取的標準一致。透過徵詢相關範疇的國際專家意見，理大以國際標準評核學術人員的科研成績。我們所重視的是研究質素本身，而非研究的性質是應用或基礎研究與否。
對應用研究的重視是理大一直承傳下來的獨特文化，由成立學術部門、選擇研究題目和聘任科研人員等方面，我們皆遵從着這個宗旨，並不是透過評審機制來達至今天的成績。
事實上，理大有許多教授願意選擇較艱難的應用研究之路，並不是因為有任何評審準則的要求，而是因為他們並不滿足於純粹的學術研究，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發明能夠應用實踐。
關於知識轉移
廖：理大學術研究如何與企業加強合作？很成功？遇上什麼難題？
衞：理大一向致力應用科研，業界需要科技上的突破及支援才得以解決技術問題。例如理大與業界成立食品安全聯盟，體現學術和食品業的合作，以知識及發展科技協助業界及社會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理大亦特別設立了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及企業發展院，專責推動知識轉移及「官產學研」合作。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在申請項目專利註冊和保護理大的知識產權事宜上，確保理大社群的科研項目得到最佳的保障和回報，以及對社會產生最大的影響力，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而企業發展院則主力成就理大與本港、中國，以至海外工商業界的協作，提升市場對各科研項目的認識，將科研項目推廣致應用層面，強化應用科研的影響力及滲透力。
理大在知識轉移的收入冠絶八大，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達超過$5億。但相對起世界各地最成功推行知識轉移的大學而言，我們仍需努力。
廖：理大的知識產權每年收入多少？似乎比其他院校較多，請詳述理大採取了那些與別不同的有效措施？
衞：理大以應用為本的科研文化令很多研究結果得以應用在現實生活，在知識轉移的收入領袖群倫，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達超過$5億，當中包括來自專利授權的收益，這些收益是量度理大知識轉移對社會的影響力的指標之一。我們在推動知識轉移的策略包括：
• 與業界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 設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機制處理與工商界的合作。
• 將獲得專利的科技按技術成熟程度、市場興趣及潛在的應用價值分類及推廣。
• 因應不同的情況，以顧問、授權、合作研究及扶助創業模式將知識轉移，並會以適當模式令社會有最大得益。
• 可為公司提供授權後服務，以協助優化産品。
廖：請舉出理大的成功個案，說明理大在知識轉移的具體做法？讓外界理解及借鏡。對企業、院校及教授... 社會產生多嬴？
衞：理大致力推動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並具實用價值的科研項目，當中兩個例子：
1) 航空業：以尖端科技解決人手短缺問題
• 2013年，理大與波音公司於合作成立「航空服務研究中心」，旨在鞏固香港在世界級飛機維修工程的領導地位，從而促進中國的航空及相關行業發展。中心因應業界需要，完成了兩個項目與飛機維修工程相關的項目，提升航空業的質素和效率，協助本港「再工業化」，解決業界人手短缺問題。航空組件包括引擎扇葉和渦輪封環經過長時間使用會出現變形，變成獨一無二，需要由技術人員憑經驗以人手將變形的部分回復至合適的形狀。以自動化精密儀器和電腦程式測量和翻新航空組件，能有效將維修時間由三日縮短至一日，並提高維修的準繩度超過百分之九十。
2) 食物安全：發展工序精簡、實時、快速、低成本的食品安全測試
• 理大設有「食物安全中心」，近日亦與食品業界成立「食品安全聯盟」，以創新科技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例子：理大最近運用一種名為質譜儀 (MALDI-MS)的技術，透過建立簡單的分析步驟和食用油譜圖數據庫，只需五分鐘便可確定食用油樣品的真偽，從而篩查出地溝油及分別不同種類的食用油。
另外，最近我們的科研人員亦成功運用一種透過金催化劑，研發出一種針對性、高穩定性、能快速檢測食物中的甲醛含量的熒光探針，可以一次過檢測十個食物樣本，是即場食品安全檢測和前線品質監控的理想方案。
廖：理大企業發展處被批評：花精力處理專利事務多，但疏於費力取得風投資金。外界認為該處可為企業及教授在資金支援上作媒，發揮科技成果化的作用。你覺如何？
衞：有關批評並不合理，理大重視應用科研，致力推動知識創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作為工商界的策略夥伴，理大透過多個不同模式包括專業顧問服務、合作研究、特許使用理大開發的新科技，以及成立衍生公司等去進行知識轉移，爭取風投資金只是其中一個模式，而是否可爭取大額風投資金，亦受很多外在因素影響。
理大在科研上投放重大的人力與資源，校方有責任全力推動持份者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及遵從，當中包括專利事務，因為它正是知識轉移過程中重要的組成部份。透過專利註冊，除了可以保障科研團隊的最大權益外，亦有利於在公開市場推出新發明。透過授權安排，理大的夥伴機構可以利用本校的技術，開發新產品及提升企業的服務水平。此外，知識產權的推動，亦是校方對師生在科研上所花的心血和所得的成就之重視。
事實上，理大的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及企業發展院，除了為科研團隊及潛在投資者進行配對集資外，亦同時為不少「官產學研」的合作串針引線，成就多方協作，強化應用科研的影響力及滲透力，攜手貢獻社會。
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理大在知識轉移的收入高達超過$5億，除了反映科研項目的高質素外，亦顯示了理大的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及企業發展院在推動知識轉移及「官產學研」合作上的工作和成績。
廖：理大鼓勵教授，還是學生擁有專利？學校在擁有專利的原則是什麼？願意捨利？
衞：理大會因應不同的情況，以顧問、授權、合作研究及扶助創業模式將知識轉移，並會以適當模式令社會、業界、校方、及參與研發的團隊得到最大得益。
基本上，所有理大學生及學術人員的發明專利，理大均具持有權。由專利衍生的收益會由發明者和理大以雙方同意的比例分配。理大推動知識轉移的宗旨是Do Well, Do Good 「創富創善」，推進社會的進步，牟利絶對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設有一條的免費授權的條款，若有關發明能夠帶來重大的公眾利益，在發明者的同意下，理大願意放棄持有相關知識產權。例如去年建築及房地產學系將其研發的抗熱服技術以象徵式收費授權予建造業議會，以用於製造建造業工人的抗熱服。
關於創業文化
廖：據團結香港基金調查顯示，理大所培養的初創企業，所得的種子基金、A 輪集資、被收購、上市，都遜於中大、科大、港大。理大以應用科技學做定位，人才在初創的成績不及其他院校，有何苦衷或限制？理大學生初創有那些傑出項目？
衞：理大致力推動創新創業，並宣揚「創富創善Do Well Do Good」的創業文化和精神。理大堅信成功的企業營運模式，除了經濟上可持續發展外，「創善」的元素亦甚為重要。所以，校方除了為同學傳授創業的知識外，亦重視同學的品格培育，希望他們日後能夠成為富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
由於理大有不少畢業生已經成功創業，貢獻社會的經濟發展。我們於2012年成立「理大企業家Poly-preneurTM」，匯聚有豐富創業經驗的校友，並透過「理大創業師友計劃」，指導後學，分享他們寶貴的創業經驗、心得及知識，開拓人際網絡。至今，「理大企業家Poly-preneurTM」會員人數已約達700人。
最近，理大目標為學生建構一個更全面的創業生態系統(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強化創業前的基礎教育(pre-entrepreneurship fundamental education)，讓同學對創業有更充足的認識及掌握，為定訂創業目標及正式創業前作好準備。
理大學生莊恩傑 (Sam)創立繁承EasyGreen (http://www.hkeasygreen.hk/)是初創企業成功例子之一。他是理大建設及環境學院學生，剛於2015年畢業。繁承EasyGreen以創新、科研和教育為創辦宗旨，目標是把簡易水耕種植系統和量身定制的服務帶給客戶。首批客戶羣包括教育機構和商業部門。體驗式簡易水耕種植系統運用儲水種植方式讓參加者在忙碌的工作環境下亦能親身體驗種植的樂趣。參加者透過與植物經歷生長過程和與其互動，可以幫助減輕壓力，同時也為精神和心理健康重新注入原動力。計劃已展開了約兩年。
廖：現在香港院校強調學術出版，理大師生的創業文化，正在改良？如何提升他們的興趣？
衞：理大為學生建構一個更全面的創業生態系統的措施 / 工作包括：
1) 理大在2015年底成立「創業學會」，匯聚及協助有興趣在創新創業範疇增廣知識的學生。理大的學生事務發展處在今年1月及3月分別帶領「創業學會」走訪北京東升園及以色列，以了解當地的創新創業文化，並與當地官員、初創企業創辦人及機構代表會面交流。
2) 校方藉著不同的種子基金(包括：理大微型基金計劃、上海市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 ‒ 理大專項基金、科技園 ‒ 理大科技培育基金計劃、理大科技領航基金計劃、好薈社)，激發同學的創新創業意念，協助同學或畢業生踏上創業之路。
3) 舉辦創業培訓課程、安排及支援理大社群在校內進行課堂以外的創新創業活動，建立創新創業文化，為年輕人建構良好的創業環境，培養學生和畢業生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及關愛的企業家，並促進大學的知識轉移。
4) 建立理大創業社群「理大企業家Poly-preneurTM」，開拓人際網絡，促進分享交流創業心得及知識。
原文刊於《南華早報中文網》2016年5月21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