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副校长衞炳江：应用科研前景和挑战
理大副校长衞炳江：应用科研前景和挑战
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香港理工大学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辖下八大高校之中，以应用科研为重。港府为了发展科研产业，将原副校长杨伟雄教授挖角，委任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2014/2015年该校获得科研拨款达五亿港元；其在知识转移的收入同为五亿港元，冠绝全港大学。究竟应用型大学是如何运作？其优势与难题是甚么？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衞炳江教授接受廖美香专访时，从科研资源、评审教授、知识转移、创业文化等多角度深入阐述。
他说，应用科研的经费比基础研究的经费应为更多，但香港的情况相反。随着港府要加强发展科研产业，香港的研究拨款机制应予改革。他认同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评审教授的指标应包括“对社会影响力”，但有时基于限制，科学界有时需要以学术作为考量科研项目的指标。
廖：廖美香 衞：衞炳江
关于科研资源
廖： UGC 作拨款决定时，侧重学术论文的出版，理大以应用科研作定位，在争取拨款时，是否吃亏？
衞：理大的办学理念之一，是要推动知识创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我们很高兴政府最近推出的多项政策，例如：成立创新科技局和港科院，以及在施政报告中提及预留20亿元予创科局，用投资收入资助院校进行中游研究和应用等，都有利创科环境，鼓励中游应用研究。凡此种种，均明确显示政府在推动“科学、创新、科技”上的决心。
事实上，一个科研项目能够最终达至应用实践，必先经过由基础研究开始的多个不同进化阶段，亦即是所谓上、中、下游的科研项目。因此，要培养一个健康的创科生态，必须设立不同类型的资助计划，以支援处于不同阶段的科研项目。邻近城市，例如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及南韩的科研占本地生产总值2-3%，但香港只占少于0.8%。
在于，每年例如美国这些发展国家，有众多不同种类的研究基金支援不同类型的研究项目。一般来说，应用和实践研究所获得的总资助，比还在初始阶段的研究项目，如基础研究，获得的资助金额要高出许多。在香港，研究资助局负责探索型科研项目的拨款，而创新科技基金则负责应用研究的拨款，问题是本地大学从“直资研究拨款”的资助金额远远超出从创新科技基金所获得的资助。
理大期望，透过政府及其他渠道的资助，应用研究方面的资助能够大幅提升，与邻近城市的水平看齐。理大有信心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应用科研会有更好的前景和发展。
廖：你建议UGC 的拨款制度怎样改良？以配合梁振英施政报告提出要加强科研产业？
衞：理大作为一间以应用科研为本的大学，一直十分重视与工商界保持紧密的合作夥伴关系，亦积极拓展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网络，目标透过知识转移进一步推动教育及科研发展，促进学术及文化交流。理大期望无论政府政策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拨款方面，能够进一步肯定科研对社会的影响力，认同应用科研的重要性，大幅增加对应用研究的资助，并且鼓励官产学研的互动合作。
关于评审教授
廖：政府正在加强科研产业，理大如何配合？包括：在评审教授方面会调整？知识转移制度更具弹性？
衞：理大一直积极推动官产学研的互动合作，我们在知识转移方面一向是八大之冠，善用不同模式去推动官产学研合作，互惠共赢。除了本港工商界合作单位，理大与内地的产学研单位亦保持相当紧密的协作及交流，包括申请内地的科研经费进行合作研究，成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等，对香港的科研发展与及科研成果应用很有帮助。
为了让知识转移更具弹性，我们建议政府大幅增加研发开支，亦希望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提高对着重应用科研及为社会带来裨益的资助，并将学术重点放到研究项目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上，鼓励本港发展应用科研。
应用研究的资助，并且鼓励官产学研的互动合作。”
廖：基金会认为，在评审教授时，除了重视学术论文外，KPI 应包括“对社会影响力”在内，你认为如何？如何界定？现在是这样吗？将改良吗？
衞：理大作为一间以应用科研闻名的大学，我们不懈地推动知识创新，拓展科技前沿，目的就是以创新、科技、研究的结合，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和需求，改善人类生活，因此我们固然认同科研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一项重要的评审指标。理大对于政府近年在推动“科学、创新、科技”上的决心，亦感到十分鼓舞，期望应用科研愈来愈受到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及各界的重视。
我们同时意识到量度研究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存在一定困难。研究的突破絶少来自单一个人的灵感，更多是来自无数优秀科研人员过去所累积的成果和贡献。某些的科研项目所带来的影响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呈现出来。基于这个限制，科学界别无他法，有时需要以学术论文作为考量科研项目的指标。
廖：贵校以应用科研作定位，在评审教授时，与研究型大学有何差别？
衞：理大对学生全人教育十分重视，所以，我们在评审教员表现时，对科研、教学及服务三方面均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并认为三方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对学生及院校的发展均至为重要，本校同样重视。
理大以国际标准来评审科研项目，与世界上其他大学所采取的标准一致。透过征询相关范畴的国际专家意见，理大以国际标准评核学术人员的科研成绩。我们所重视的是研究质素本身，而非研究的性质是应用或基础研究与否。
对应用研究的重视是理大一直承传下来的独特文化，由成立学术部门、选择研究题目和聘任科研人员等方面，我们皆遵从着这个宗旨，并不是透过评审机制来达至今天的成绩。
事实上，理大有许多教授愿意选择较艰难的应用研究之路，并不是因为有任何评审准则的要求，而是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发明能够应用实践。
关于知识转移
廖：理大学术研究如何与企业加强合作？很成功？遇上什么难题？
衞：理大一向致力应用科研，业界需要科技上的突破及支援才得以解决技术问题。例如理大与业界成立食品安全联盟，体现学术和食品业的合作，以知识及发展科技协助业界及社会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理大亦特别设立了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及企业发展院，专责推动知识转移及“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在申请项目专利注册和保护理大的知识产权事宜上，确保理大社群的科研项目得到最佳的保障和回报，以及对社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而企业发展院则主力成就理大与本港、中国，以至海外工商业界的协作，提升市场对各科研项目的认识，将科研项目推广致应用层面，强化应用科研的影响力及渗透力。
理大在知识转移的收入冠絶八大，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达超过$5亿。但相对起世界各地最成功推行知识转移的大学而言，我们仍需努力。
廖：理大的知识产权每年收入多少？似乎比其他院校较多，请详述理大采取了那些与别不同的有效措施？
衞：理大以应用为本的科研文化令很多研究结果得以应用在现实生活，在知识转移的收入领袖群伦，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达超过$5亿，当中包括来自专利授权的收益，这些收益是量度理大知识转移对社会的影响力的指标之一。我们在推动知识转移的策略包括：
• 与业界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 设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处理与工商界的合作。
• 将获得专利的科技按技术成熟程度、市场兴趣及潜在的应用价值分类及推广。
• 因应不同的情况，以顾问、授权、合作研究及扶助创业模式将知识转移，并会以适当模式令社会有最大得益。
• 可为公司提供授权后服务，以协助优化产品。
廖：请举出理大的成功个案，说明理大在知识转移的具体做法？让外界理解及借镜。对企业、院校及教授... 社会产生多嬴？
衞：理大致力推动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并具实用价值的科研项目，当中两个例子：
1) 航空业：以尖端科技解决人手短缺问题
• 2013年，理大与波音公司于合作成立“航空服务研究中心”，旨在巩固香港在世界级飞机维修工程的领导地位，从而促进中国的航空及相关行业发展。中心因应业界需要，完成了两个项目与飞机维修工程相关的项目，提升航空业的质素和效率，协助本港“再工业化”，解决业界人手短缺问题。航空组件包括引擎扇叶和涡轮封环经过长时间使用会出现变形，变成独一无二，需要由技术人员凭经验以人手将变形的部分回复至合适的形状。以自动化精密仪器和电脑程式测量和翻新航空组件，能有效将维修时间由三日缩短至一日，并提高维修的准绳度超过百分之九十。
2) 食物安全：发展工序精简、实时、快速、低成本的食品安全测试
• 理大设有“食物安全中心”，近日亦与食品业界成立“食品安全联盟”，以创新科技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例子：理大最近运用一种名为质谱仪 (MALDI-MS)的技术，透过建立简单的分析步骤和食用油谱图数据库，只需五分钟便可确定食用油样品的真伪，从而筛查出地沟油及分别不同种类的食用油。
另外，最近我们的科研人员亦成功运用一种透过金催化剂，研发出一种针对性、高稳定性、能快速检测食物中的甲醛含量的荧光探针，可以一次过检测十个食物样本，是即场食品安全检测和前线品质监控的理想方案。
廖：理大企业发展处被批评：花精力处理专利事务多，但疏于费力取得风投资金。外界认为该处可为企业及教授在资金支援上作媒，发挥科技成果化的作用。你觉如何？
衞：有关批评并不合理，理大重视应用科研，致力推动知识创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作为工商界的策略夥伴，理大透过多个不同模式包括专业顾问服务、合作研究、特许使用理大开发的新科技，以及成立衍生公司等去进行知识转移，争取风投资金只是其中一个模式，而是否可争取大额风投资金，亦受很多外在因素影响。
理大在科研上投放重大的人力与资源，校方有责任全力推动持份者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及遵从，当中包括专利事务，因为它正是知识转移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份。透过专利注册，除了可以保障科研团队的最大权益外，亦有利于在公开市场推出新发明。透过授权安排，理大的夥伴机构可以利用本校的技术，开发新产品及提升企业的服务水平。此外，知识产权的推动，亦是校方对师生在科研上所花的心血和所得的成就之重视。
事实上，理大的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及企业发展院，除了为科研团队及潜在投资者进行配对集资外，亦同时为不少“官产学研”的合作串针引线，成就多方协作，强化应用科研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携手贡献社会。
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理大在知识转移的收入高达超过$5亿，除了反映科研项目的高质素外，亦显示了理大的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及企业发展院在推动知识转移及“官产学研”合作上的工作和成绩。
廖：理大鼓励教授，还是学生拥有专利？学校在拥有专利的原则是什么？愿意舍利？
衞：理大会因应不同的情况，以顾问、授权、合作研究及扶助创业模式将知识转移，并会以适当模式令社会、业界、校方、及参与研发的团队得到最大得益。
基本上，所有理大学生及学术人员的发明专利，理大均具持有权。由专利衍生的收益会由发明者和理大以双方同意的比例分配。理大推动知识转移的宗旨是Do Well, Do Good “创富创善”，推进社会的进步，牟利絶对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设有一条的免费授权的条款，若有关发明能够带来重大的公众利益，在发明者的同意下，理大愿意放弃持有相关知识产权。例如去年建筑及房地产学系将其研发的抗热服技术以象征式收费授权予建造业议会，以用于制造建造业工人的抗热服。
关于创业文化
廖：据团结香港基金调查显示，理大所培养的初创企业，所得的种子基金、A 轮集资、被收购、上市，都逊于中大、科大、港大。理大以应用科技学做定位，人才在初创的成绩不及其他院校，有何苦衷或限制？理大学生初创有那些杰出项目？
衞：理大致力推动创新创业，并宣扬“创富创善Do Well Do Good”的创业文化和精神。理大坚信成功的企业营运模式，除了经济上可持续发展外，“创善”的元素亦甚为重要。所以，校方除了为同学传授创业的知识外，亦重视同学的品格培育，希望他们日后能够成为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由于理大有不少毕业生已经成功创业，贡献社会的经济发展。我们于2012年成立“理大企业家Poly-preneurTM”，汇聚有丰富创业经验的校友，并透过“理大创业师友计划”，指导后学，分享他们宝贵的创业经验、心得及知识，开拓人际网络。至今，“理大企业家Poly-preneurTM”会员人数已约达700人。
最近，理大目标为学生建构一个更全面的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强化创业前的基础教育(pre-entrepreneurship fundamental education)，让同学对创业有更充足的认识及掌握，为定订创业目标及正式创业前作好准备。
理大学生庄恩杰 (Sam)创立繁承EasyGreen (http://www.hkeasygreen.hk/)是初创企业成功例子之一。他是理大建设及环境学院学生，刚于2015年毕业。繁承EasyGreen以创新、科研和教育为创办宗旨，目标是把简易水耕种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服务带给客户。首批客户羣包括教育机构和商业部门。体验式简易水耕种植系统运用储水种植方式让参加者在忙碌的工作环境下亦能亲身体验种植的乐趣。参加者透过与植物经历生长过程和与其互动，可以帮助减轻压力，同时也为精神和心理健康重新注入原动力。计划已展开了约两年。
廖：现在香港院校强调学术出版，理大师生的创业文化，正在改良？如何提升他们的兴趣？
衞：理大为学生建构一个更全面的创业生态系统的措施 / 工作包括：
1) 理大在2015年底成立“创业学会”，汇聚及协助有兴趣在创新创业范畴增广知识的学生。理大的学生事务发展处在今年1月及3月分别带领“创业学会”走访北京东升园及以色列，以了解当地的创新创业文化，并与当地官员、初创企业创办人及机构代表会面交流。
2) 校方藉着不同的种子基金(包括：理大微型基金计划、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 理大专项基金、科技园 ‒ 理大科技培育基金计划、理大科技领航基金计划、好荟社)，激发同学的创新创业意念，协助同学或毕业生踏上创业之路。
3) 举办创业培训课程、安排及支援理大社群在校内进行课堂以外的创新创业活动，建立创新创业文化，为年轻人建构良好的创业环境，培养学生和毕业生成为对社会有承担及关爱的企业家，并促进大学的知识转移。
4) 建立理大创业社群“理大企业家Poly-preneurTM”，开拓人际网络，促进分享交流创业心得及知识。
原文刊于《南华早报中文网》2016年5月21日，获作者授权转载。
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香港理工大学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辖下八大高校之中，以应用科研为重。港府为了发展科研产业，将原副校长杨伟雄教授挖角，委任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2014/2015年该校获得科研拨款达五亿港元；其在知识转移的收入同为五亿港元，冠绝全港大学。究竟应用型大学是如何运作？其优势与难题是甚么？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衞炳江教授接受廖美香专访时，从科研资源、评审教授、知识转移、创业文化等多角度深入阐述。
他说，应用科研的经费比基础研究的经费应为更多，但香港的情况相反。随着港府要加强发展科研产业，香港的研究拨款机制应予改革。他认同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评审教授的指标应包括“对社会影响力”，但有时基于限制，科学界有时需要以学术作为考量科研项目的指标。
廖：廖美香 衞：衞炳江
关于科研资源
廖： UGC 作拨款决定时，侧重学术论文的出版，理大以应用科研作定位，在争取拨款时，是否吃亏？
衞：理大的办学理念之一，是要推动知识创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我们很高兴政府最近推出的多项政策，例如：成立创新科技局和港科院，以及在施政报告中提及预留20亿元予创科局，用投资收入资助院校进行中游研究和应用等，都有利创科环境，鼓励中游应用研究。凡此种种，均明确显示政府在推动“科学、创新、科技”上的决心。
事实上，一个科研项目能够最终达至应用实践，必先经过由基础研究开始的多个不同进化阶段，亦即是所谓上、中、下游的科研项目。因此，要培养一个健康的创科生态，必须设立不同类型的资助计划，以支援处于不同阶段的科研项目。邻近城市，例如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及南韩的科研占本地生产总值2-3%，但香港只占少于0.8%。
在于，每年例如美国这些发展国家，有众多不同种类的研究基金支援不同类型的研究项目。一般来说，应用和实践研究所获得的总资助，比还在初始阶段的研究项目，如基础研究，获得的资助金额要高出许多。在香港，研究资助局负责探索型科研项目的拨款，而创新科技基金则负责应用研究的拨款，问题是本地大学从“直资研究拨款”的资助金额远远超出从创新科技基金所获得的资助。
理大期望，透过政府及其他渠道的资助，应用研究方面的资助能够大幅提升，与邻近城市的水平看齐。理大有信心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应用科研会有更好的前景和发展。
廖：你建议UGC 的拨款制度怎样改良？以配合梁振英施政报告提出要加强科研产业？
衞：理大作为一间以应用科研为本的大学，一直十分重视与工商界保持紧密的合作夥伴关系，亦积极拓展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网络，目标透过知识转移进一步推动教育及科研发展，促进学术及文化交流。理大期望无论政府政策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拨款方面，能够进一步肯定科研对社会的影响力，认同应用科研的重要性，大幅增加对应用研究的资助，并且鼓励官产学研的互动合作。
关于评审教授
廖：政府正在加强科研产业，理大如何配合？包括：在评审教授方面会调整？知识转移制度更具弹性？
衞：理大一直积极推动官产学研的互动合作，我们在知识转移方面一向是八大之冠，善用不同模式去推动官产学研合作，互惠共赢。除了本港工商界合作单位，理大与内地的产学研单位亦保持相当紧密的协作及交流，包括申请内地的科研经费进行合作研究，成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等，对香港的科研发展与及科研成果应用很有帮助。
为了让知识转移更具弹性，我们建议政府大幅增加研发开支，亦希望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提高对着重应用科研及为社会带来裨益的资助，并将学术重点放到研究项目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上，鼓励本港发展应用科研。
应用研究的资助，并且鼓励官产学研的互动合作。”
廖：基金会认为，在评审教授时，除了重视学术论文外，KPI 应包括“对社会影响力”在内，你认为如何？如何界定？现在是这样吗？将改良吗？
衞：理大作为一间以应用科研闻名的大学，我们不懈地推动知识创新，拓展科技前沿，目的就是以创新、科技、研究的结合，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和需求，改善人类生活，因此我们固然认同科研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一项重要的评审指标。理大对于政府近年在推动“科学、创新、科技”上的决心，亦感到十分鼓舞，期望应用科研愈来愈受到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及各界的重视。
我们同时意识到量度研究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存在一定困难。研究的突破絶少来自单一个人的灵感，更多是来自无数优秀科研人员过去所累积的成果和贡献。某些的科研项目所带来的影响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呈现出来。基于这个限制，科学界别无他法，有时需要以学术论文作为考量科研项目的指标。
廖：贵校以应用科研作定位，在评审教授时，与研究型大学有何差别？
衞：理大对学生全人教育十分重视，所以，我们在评审教员表现时，对科研、教学及服务三方面均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并认为三方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对学生及院校的发展均至为重要，本校同样重视。
理大以国际标准来评审科研项目，与世界上其他大学所采取的标准一致。透过征询相关范畴的国际专家意见，理大以国际标准评核学术人员的科研成绩。我们所重视的是研究质素本身，而非研究的性质是应用或基础研究与否。
对应用研究的重视是理大一直承传下来的独特文化，由成立学术部门、选择研究题目和聘任科研人员等方面，我们皆遵从着这个宗旨，并不是透过评审机制来达至今天的成绩。
事实上，理大有许多教授愿意选择较艰难的应用研究之路，并不是因为有任何评审准则的要求，而是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发明能够应用实践。
关于知识转移
廖：理大学术研究如何与企业加强合作？很成功？遇上什么难题？
衞：理大一向致力应用科研，业界需要科技上的突破及支援才得以解决技术问题。例如理大与业界成立食品安全联盟，体现学术和食品业的合作，以知识及发展科技协助业界及社会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理大亦特别设立了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及企业发展院，专责推动知识转移及“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在申请项目专利注册和保护理大的知识产权事宜上，确保理大社群的科研项目得到最佳的保障和回报，以及对社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而企业发展院则主力成就理大与本港、中国，以至海外工商业界的协作，提升市场对各科研项目的认识，将科研项目推广致应用层面，强化应用科研的影响力及渗透力。
理大在知识转移的收入冠絶八大，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达超过$5亿。但相对起世界各地最成功推行知识转移的大学而言，我们仍需努力。
廖：理大的知识产权每年收入多少？似乎比其他院校较多，请详述理大采取了那些与别不同的有效措施？
衞：理大以应用为本的科研文化令很多研究结果得以应用在现实生活，在知识转移的收入领袖群伦，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收入高达超过$5亿，当中包括来自专利授权的收益，这些收益是量度理大知识转移对社会的影响力的指标之一。我们在推动知识转移的策略包括：
• 与业界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 设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处理与工商界的合作。
• 将获得专利的科技按技术成熟程度、市场兴趣及潜在的应用价值分类及推广。
• 因应不同的情况，以顾问、授权、合作研究及扶助创业模式将知识转移，并会以适当模式令社会有最大得益。
• 可为公司提供授权后服务，以协助优化产品。
廖：请举出理大的成功个案，说明理大在知识转移的具体做法？让外界理解及借镜。对企业、院校及教授... 社会产生多嬴？
衞：理大致力推动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并具实用价值的科研项目，当中两个例子：
1) 航空业：以尖端科技解决人手短缺问题
• 2013年，理大与波音公司于合作成立“航空服务研究中心”，旨在巩固香港在世界级飞机维修工程的领导地位，从而促进中国的航空及相关行业发展。中心因应业界需要，完成了两个项目与飞机维修工程相关的项目，提升航空业的质素和效率，协助本港“再工业化”，解决业界人手短缺问题。航空组件包括引擎扇叶和涡轮封环经过长时间使用会出现变形，变成独一无二，需要由技术人员凭经验以人手将变形的部分回复至合适的形状。以自动化精密仪器和电脑程式测量和翻新航空组件，能有效将维修时间由三日缩短至一日，并提高维修的准绳度超过百分之九十。
2) 食物安全：发展工序精简、实时、快速、低成本的食品安全测试
• 理大设有“食物安全中心”，近日亦与食品业界成立“食品安全联盟”，以创新科技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例子：理大最近运用一种名为质谱仪 (MALDI-MS)的技术，透过建立简单的分析步骤和食用油谱图数据库，只需五分钟便可确定食用油样品的真伪，从而筛查出地沟油及分别不同种类的食用油。
另外，最近我们的科研人员亦成功运用一种透过金催化剂，研发出一种针对性、高稳定性、能快速检测食物中的甲醛含量的荧光探针，可以一次过检测十个食物样本，是即场食品安全检测和前线品质监控的理想方案。
廖：理大企业发展处被批评：花精力处理专利事务多，但疏于费力取得风投资金。外界认为该处可为企业及教授在资金支援上作媒，发挥科技成果化的作用。你觉如何？
衞：有关批评并不合理，理大重视应用科研，致力推动知识创新，拓展科技前沿，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作为工商界的策略夥伴，理大透过多个不同模式包括专业顾问服务、合作研究、特许使用理大开发的新科技，以及成立衍生公司等去进行知识转移，争取风投资金只是其中一个模式，而是否可争取大额风投资金，亦受很多外在因素影响。
理大在科研上投放重大的人力与资源，校方有责任全力推动持份者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及遵从，当中包括专利事务，因为它正是知识转移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份。透过专利注册，除了可以保障科研团队的最大权益外，亦有利于在公开市场推出新发明。透过授权安排，理大的夥伴机构可以利用本校的技术，开发新产品及提升企业的服务水平。此外，知识产权的推动，亦是校方对师生在科研上所花的心血和所得的成就之重视。
事实上，理大的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及企业发展院，除了为科研团队及潜在投资者进行配对集资外，亦同时为不少“官产学研”的合作串针引线，成就多方协作，强化应用科研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携手贡献社会。
2013/14年度及2014/15年度，理大在知识转移的收入高达超过$5亿，除了反映科研项目的高质素外，亦显示了理大的创新及科技发展处及企业发展院在推动知识转移及“官产学研”合作上的工作和成绩。
廖：理大鼓励教授，还是学生拥有专利？学校在拥有专利的原则是什么？愿意舍利？
衞：理大会因应不同的情况，以顾问、授权、合作研究及扶助创业模式将知识转移，并会以适当模式令社会、业界、校方、及参与研发的团队得到最大得益。
基本上，所有理大学生及学术人员的发明专利，理大均具持有权。由专利衍生的收益会由发明者和理大以双方同意的比例分配。理大推动知识转移的宗旨是Do Well, Do Good “创富创善”，推进社会的进步，牟利絶对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设有一条的免费授权的条款，若有关发明能够带来重大的公众利益，在发明者的同意下，理大愿意放弃持有相关知识产权。例如去年建筑及房地产学系将其研发的抗热服技术以象征式收费授权予建造业议会，以用于制造建造业工人的抗热服。
关于创业文化
廖：据团结香港基金调查显示，理大所培养的初创企业，所得的种子基金、A 轮集资、被收购、上市，都逊于中大、科大、港大。理大以应用科技学做定位，人才在初创的成绩不及其他院校，有何苦衷或限制？理大学生初创有那些杰出项目？
衞：理大致力推动创新创业，并宣扬“创富创善Do Well Do Good”的创业文化和精神。理大坚信成功的企业营运模式，除了经济上可持续发展外，“创善”的元素亦甚为重要。所以，校方除了为同学传授创业的知识外，亦重视同学的品格培育，希望他们日后能够成为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由于理大有不少毕业生已经成功创业，贡献社会的经济发展。我们于2012年成立“理大企业家Poly-preneurTM”，汇聚有丰富创业经验的校友，并透过“理大创业师友计划”，指导后学，分享他们宝贵的创业经验、心得及知识，开拓人际网络。至今，“理大企业家Poly-preneurTM”会员人数已约达700人。
最近，理大目标为学生建构一个更全面的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强化创业前的基础教育(pre-entrepreneurship fundamental education)，让同学对创业有更充足的认识及掌握，为定订创业目标及正式创业前作好准备。
理大学生庄恩杰 (Sam)创立繁承EasyGreen (http://www.hkeasygreen.hk/)是初创企业成功例子之一。他是理大建设及环境学院学生，刚于2015年毕业。繁承EasyGreen以创新、科研和教育为创办宗旨，目标是把简易水耕种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服务带给客户。首批客户羣包括教育机构和商业部门。体验式简易水耕种植系统运用储水种植方式让参加者在忙碌的工作环境下亦能亲身体验种植的乐趣。参加者透过与植物经历生长过程和与其互动，可以帮助减轻压力，同时也为精神和心理健康重新注入原动力。计划已展开了约两年。
廖：现在香港院校强调学术出版，理大师生的创业文化，正在改良？如何提升他们的兴趣？
衞：理大为学生建构一个更全面的创业生态系统的措施 / 工作包括：
1) 理大在2015年底成立“创业学会”，汇聚及协助有兴趣在创新创业范畴增广知识的学生。理大的学生事务发展处在今年1月及3月分别带领“创业学会”走访北京东升园及以色列，以了解当地的创新创业文化，并与当地官员、初创企业创办人及机构代表会面交流。
2) 校方藉着不同的种子基金(包括：理大微型基金计划、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 理大专项基金、科技园 ‒ 理大科技培育基金计划、理大科技领航基金计划、好荟社)，激发同学的创新创业意念，协助同学或毕业生踏上创业之路。
3) 举办创业培训课程、安排及支援理大社群在校内进行课堂以外的创新创业活动，建立创新创业文化，为年轻人建构良好的创业环境，培养学生和毕业生成为对社会有承担及关爱的企业家，并促进大学的知识转移。
4) 建立理大创业社群“理大企业家Poly-preneurTM”，开拓人际网络，促进分享交流创业心得及知识。
原文刊于《南华早报中文网》2016年5月21日，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