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李君兒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看罷本年度參演辛丹斯電影節的《反藝術宣言Manifesto》，從電影院走出來的腳步是痛快卻又帶困惑的。來自德國的藝術家暨導演朱利安羅斯菲德 （Julian Rosefeldt）大刀一揮，由原本的多屏幕藝術裝置，變成大銀幕電影，請來奧斯卡影后姬蒂白蘭芝 （Cate Blanchett）演繹不同藝術宣言，引領觀眾於九十四分鐘內消化從二十世紀初興起的十三個藝術哲學，如顛覆傳統反藝術的達達主義、反形式為上的概念主義、聚焦大眾文化的普普主義(Pop Art)等。《反藝術宣言Manifesto》可說是了解當代藝術發展史最簡而精的縮影。

我還記得在藝術學院的第一課不是學習甚麼畫法，卻是要先寫我們個人的「藝術宣言」，藉此細想藝術對我們的意義。這也是在呼應著1948年荷蘭情境主義藝術家康斯坦特 （Constant Nieuwenhuys）發表的宣言—「藝術家該是革命性的，他的使命是喚醒每人與生俱來的創意能力，不受制於已有的美學觀念」。當代藝術遠比純美學的鑽研更為深遠，講求的是重覆反省既有視點（故不少人對當代藝術品總有「咁都得？」的感覺），是一場思維甚至修養的較量。不只渴望在概念和技巧上超越前人，很多藝術品同時帶有濃厚的社會性，融合哲學和政治，凝結現代社會的獨特面貌。電影中Blanchett飾演流浪漢，高呼美國三十年代左傾文學組織約翰里德俱樂部 （John Reed Club of New York）的信念－「藝術家不應獨善其身（art for art's sake)，不該在世事紛爭中置身事外」，也可用作直接回應有關當代藝術「離地論」的批評吧。

在《反藝術宣言Manifesto》中，導演把每一個宣言也配搭上不同的生活情節，暗指當代藝術和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實藝術思索社會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香港，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便於上半年舉辦了《喘息空間：香港當代藝術展》 ，由一群本土藝術家為香港最燙手的空間問題落下詮腳；獨立藝廊Parasite藝術空間亦於這夏設置《尋求無情小姐》展覽，二十三位東南亞藝術家共同探討選美文化並延伸至對華僑社會有關階級和政治議題的探討；西九文化區M+ 展亭在九月閉展的《廣東列車》項目則重現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展品，讓我們在十四年後重新審視當年藝術家對珠三角急促發展的現象。
  
要提升藝術在社會的地位，除了近年有關藝術功用、藝術治癒和藝術共融等較有實用性的討論外，也許當代藝術品本身的純意義也值得我們更多的重視，釋放觀者和當代藝術之中的思考，讓後者成為時代的產物、歷史的晶片、也是繼續衝擊我們思維的推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