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課題要急市民所急

記： 你認為香港的當務之急是甚麼？基金會對此有何方向和想法？

董： 基金會必須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不同的民調都有相同的結論：市民最關心的是房屋及土地問題；第二是經濟發展；第三是醫療改革；第四是社保安排；第五是政改方案。我們大致按此來訂定研究的優先次序，因此我們於2015年11月首先會發表有關房屋及土地的政策研究報告，並提出具體建議。

在上述五大範疇中，我們把政改方案的項目工作延後，同時另提出「 三創」的計劃，藉此推動香港的科技創新、藝術創新和社會創新。在這方面，徐立之教授、張信剛教授、謝家駒博士都會參與研究。我深信這個項目不但可以增加香港的經濟動力，亦能為年青人帶來向上流的機會，締造社會和諧，這是我們第二個推出的項目。第三個項目是關於經濟發展，我們已得到劉遵義教授和廖柏偉教授參與研究。未來或再加入關於年青人發展的研究項目。

記： 你提到首要解決的是房屋與土地問題，有何具體建議？

董： 目前香港土地供應不足，房屋自然不足，樓價就會上升。在土地供應上，可考慮建立土地儲備的安排。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藉着增加多些土地，令樓價下跌，因為房屋的價格長遠穩定，對民生是很重要的。 

記： 基金會成立一年以來，請分享當中有何成果？未來計劃又如何？

董： 我們會專注於學術研究上，在鋪排、時間和負責研究人選方面盡力做好，而目前的進展亦不錯。2016 年陸續都會推出新的研究項目，並積極向社會推介，致力令大眾對香港未來發展方向凝聚共識，我明白這並不容易，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但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有心人都在幫忙。事實上，社會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和忍耐，亦有人認為我們步伐似乎慢了點，但研究項目必須做得深入細緻，我們的團隊對此有信心。

期望躋身世界100強智庫

記： 你對基金會有何期望？

董： 現時國際上對智庫都設有評級，美國的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是其中一個最具權威的評級。以數量計，美國擁有最多智庫，其次是中國。而100強智庫中，美國的智庫最多，中國也有幾個。長遠來說，我希望團結香港基金在5 至7 年後，能夠躋身世界100強的智庫，我們要努力達致這個目標。 

記： 智庫在香港是比較新的概念，團結香港基金想成為怎樣的智庫？你曾經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董事，是否可參考這些世界級智庫？

董： 基金會成立前，幾位核心成員曾赴華盛頓訪問五間著名智庫，也接觸過內地的智庫，觀摩他們的理念和運作，從中參考我們又可以往哪些方向走。我希望將來每個香港人都會為團結香港基金感到驕傲，我有信心做得到。 

記： 你曾經提及旋轉門的概念，基金會是否也有此想法？

董： 我們樂於培養更多人才，為香港長遠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落實盡一點力。至於將來如何，要視乎他們的個人興趣及市場情況。 

心繫家國　竭盡所能

記： 你離開政府已十年，但仍一直繼續為國家及香港服務，對中美關係和政協的工作尤其着力，可否分享箇中心路歷程？

董： 我從小受父親的教導，要關心港事國事，從此一生都心繫國家、香港的發展。老實說，我沒想過會當上行政長官。我是從商，在過程中也參與港事國事，有甚麼可以做的，我都樂意去做。濃厚的家國情，令我對港事國事有所承擔，希望香港好、國家好，無論是推動中美關係的工作或香港的發展，只要有需要我都盡力而為，公務雖然繁忙，卻非常值得。

促進中美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在美國居住過多年，對美國有一定的認識，同時我是中國人，對國家情況自是有所了解，可擔當橋樑溝通的角色。很多人覺得我的工作是傳話，但實情並非如此，我們現有30多個具體項目正在進行，十分忙碌。近期我較側重於中美關係和香港發展的推動工作，政協的工作參與相對少了，但亦就國家事務表達一下意見。

我能夠在香港回歸過程中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其後為促進中美關係繼續作出貢獻，對我來說確是幸運。當前我希望將中美關係和香港發展的推動工作做好，這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協助。  

記： 你說過工作到80 歲，今年你78 歲，身體仍然壯健，一直投入工作，可否分享你每天的日程是怎樣？

董： 我每天早上六點半便開始工作，上午是我的思考時間，年紀大了，實質的工作可以交予其他人執行，但方向理念這些大前提，我一定要想通想透，為何做？如何做？思考問題的時間是非常珍貴。下午就接見不同界別的朋友，每天見六、七批，聽聽他們的想法。晚上也會有些應酬，但一星期盡量有三、四晚留在家中，陪伴家人，昨晚我便與孫女晚飯共聚。

為年青人創造向上流機會

記： 剛才你提到要關注社會的大多數，我們應以甚麼心態去看少數人的想法？

董： 要團結社會大多數，必然要面對少數人的問題，並設法解決。香港的年青人其實很幸運，歐洲的年青人一出生便背負債務包袱，因為國家欠債太多，不知如何清還。香港年青人有很多訴求，我是同情的，我們要多聽他們的意見、多關心他們的問題。也有人跟我說，他們年輕時也要捱，不是人人一出世就有房子。但今天的社會不同，較從前富裕得多，世界變化很快，年青人面對的挑戰也大了，如我們沒有條件面對將來的變化，很快會被邊緣化。

今天我和一個以色列的朋友交流，談及該國的金融科技發展，將來你要向銀行提款或存款，只要按個鍵就行了，不用到銀行，那麼銀行大廈及職員還有甚麼用途呢？又如馬雲先生創辦阿里巴巴，令整個國家都改變，這些科技的發展都具備創意和效率，並降低不少成本，對現職的人卻造成衝擊。不過，從工業革命到今日都是如此，若年青人無法應對這些變化，社會又如何安寧呢？因此，制訂政策的人要深思這些問題。

最近與一位年青人見面，她在牛津大學博士畢業回來，說到若以她今天的薪金計算，到六十歲退休時仍買不起房子，因為樓價升得快過薪金的加幅，所以今天買不起，將來也買不起，這一生都無法置業。這種情況是不應該發生，年青人有他們的道理，我們要從科技發展、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們不夠居安思危，過去總覺得香港已發展得很好，但我們必須看得更遠，有所準備。

記： 你一直都非常支持中總，你對中總未來工作有何期望？

董： 中總有悠久的歷史，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未來最重要是共同努力，特別是加強香港人對國家的認識，我深信中總具有能力、有地位實踐這項工作。

本文原載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