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7日，香港】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以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模式，在極短時間之內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出席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主辦的「中華大講堂」時，解構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文化內涵，以及中國崛起對世界的重要意義。

比較發展中國家：避免了兩個極端

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時，張維為教授首先做了一個發展模式的國際比較。他說，過去數十年，發展中國家大致採用了兩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全盤照搬西方；另一種是全盤否定西方，但兩者效果都不佳。全盤照搬西方的國家多數陷入政治機器空轉，部落、種族、宗教矛盾激化，百姓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而全盤否定西方的國家則大多陷入民粹主義氾濫，資金、市場和技術匱乏，民生艱難的境地。

曾為鄧小平擔任翻譯的張維為教授說，中國避免了這兩種極端的選擇。從改革開放一開始，中國就決定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有益的東西，但在這個過程中絕不放棄自我。

比較轉型經濟國家：避免了兩種模式

其次，與很多轉型經濟國家比較。中國也避免了「激進改革模式」和「保守改革模式」帶來的弊端。前者以西方模式為藍本進行急速的多黨制和私有化改革，導致經濟全面崩潰；後者在政治和經濟上堅持原有體制，以至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十分有限。

張維為教授稱，中國採取的是「穩健改革模式」，避免了上述兩種模式的弊端。以經濟改革為例，中國借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長，發揮了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但也發揮了社會主義宏觀平衡的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經濟體，現在還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沿。

比較西方國家：避免了兩種原教旨主義

最後，張維為教授亦比較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他說，西方過去數十年向全世界推銷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場化，亦可稱為「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使西方許多國家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在中東實施的政權更迭亦導致了大量難民湧入歐洲，造成歐洲今天的政治危機。

相比之下，中國成功避免了這兩種原教旨主義的陷阱。中國堅持把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帶來經濟的迅速崛起。在民主問題上也是一樣，雖然中國的探索還在進行之中，但中國「選拔加選舉」的制度，總體上優於只是依賴選舉的西方制度；中國從上到下普遍實踐的協商民主，總體上高於西方愈來愈民粹的民主；中國的戰略規劃與執行能力及社會整合能力也明顯強於西方國家。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為教授說，與西方民族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擁有四大特徵，包括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承，以及超豐富的文化底蘊。他指出，中國以至東亞的價值觀與美國不一樣，美國重視言論自由、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等，而東亞則更重視社會秩序、和諧、政府問責。

張維為教授預測，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最大的消費市場，十年內中產階層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基本實現了全民醫保和養老，同時亦是可再生能源和新工業革命的領跑者，是時候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建構全面、透徹、強勢的中國話語。

主題演講之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黃友嘉博士隨後主持了座談環節，邀請了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雷鼎鳴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王卓祺博士，與張維為教授一起交流對國家發展以至全球治理的看法。

黃友嘉博士關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除了是國力之爭，以及對中國發展科技的驚懼之外，亦可能與中美之間的意識型態分歧有關。

雷鼎鳴教授則指出，成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中國能夠在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這樣大的成就，一定是做對了一些什麼。他認為，應該趁著這個機會，好好總結過去成功以及失敗的經驗，為未來深化改革做好準備。

王卓祺博士認為，中國選賢與能的政治傳統對解決目前世界問題非常有啟發性，然而卻不是很多西方人能夠理解。因此他認為，未來應將中國模式、經驗推廣開去，建構中國的話語權。

張維為教授在論壇環節讚揚了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貢獻。他認為，未來香港要尋找並培育自己新的經濟增長點，粵港澳大灣區將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無論是創科發展又或是人口老化問題，香港都能夠在大灣區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