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7日，香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在极短时间之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出席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主办的“中华大讲堂”时，解构了中国模式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意义。

比较发展中国家：避免了两个极端

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时，张维为教授首先做了一个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他说，过去数十年，发展中国家大致采用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全盘照搬西方；另一种是全盘否定西方，但两者效果都不佳。全盘照搬西方的国家多数陷入政治机器空转，部落、种族、宗教矛盾激化，百姓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而全盘否定西方的国家则大多陷入民粹主义泛滥，资金、市场和技术匮乏，民生艰难的境地。

曾为邓小平担任翻译的张维为教授说，中国避免了这两种极端的选择。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决定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绝不放弃自我。

比较转型经济国家：避免了两种模式

其次，与很多转型经济国家比较。中国也避免了“激进改革模式”和“保守改革模式”带来的弊端。前者以西方模式为蓝本进行急速的多党制和私有化改革，导致经济全面崩溃；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坚持原有体制，以至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十分有限。

张维为教授称，中国采取的是“稳健改革模式”，避免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弊端。以经济改革为例，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发挥了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经济体，现在还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

比较西方国家：避免了两种原教旨主义

最后，张维为教授亦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他说，西方过去数十年向全世界推销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亦可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使西方许多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中东实施的政权更迭亦导致了大量难民涌入欧洲，造成欧洲今天的政治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成功避免了这两种原教旨主义的陷阱。中国坚持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带来经济的迅速崛起。在民主问题上也是一样，虽然中国的探索还在进行之中，但中国“选拔加选举”的制度，总体上优于只是依赖选举的西方制度；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实践的协商民主，总体上高于西方愈来愈民粹的民主；中国的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及社会整合能力也明显强于西方国家。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维为教授说，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拥有四大特征，包括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超丰富的文化底蕴。他指出，中国以至东亚的价值观与美国不一样，美国重视言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等，而东亚则更重视社会秩序、和谐、政府问责。

张维为教授预测，中国和平崛起之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大的消费市场，十年内中产阶层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和养老，同时亦是可再生能源和新工业革命的领跑者，是时候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建构全面、透彻、强势的中国话语。

主题演讲之后，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黄友嘉博士随后主持了座谈环节，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雷鼎鸣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王卓祺博士，与张维为教授一起交流对国家发展以至全球治理的看法。

黄友嘉博士关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除了是国力之争，以及对中国发展科技的惊惧之外，亦可能与中美之间的意识型态分歧有关。

雷鼎鸣教授则指出，成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中国能够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什么。他认为，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总结过去成功以及失败的经验，为未来深化改革做好准备。

王卓祺博士认为，中国选贤与能的政治传统对解决目前世界问题非常有启发性，然而却不是很多西方人能够理解。因此他认为，未来应将中国模式、经验推广开去，建构中国的话语权。

张维为教授在论坛环节赞扬了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寻找并培育自己新的经济增长点，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无论是创科发展又或是人口老化问题，香港都能够在大湾区找到出路。